前两天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钱跃的一篇文章《阮次山的“爱国”开讲太勉强》，读后倒觉得不是阮次山的“爱国”开讲太勉强，而是作者对阮次山先生的批评太勉强。 

　　阮次山先生让这位作者感到勉强，从而挑出了毛病的，是这么两段话： 

　　一段是这样说的：“我尽管拿着美国护照，但我时刻清晰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在美国浪迹30多年，这几年回到香港定居才感觉回到了家。夜阑人静时问问自己‘我是谁’，才回答得踏实。” 

　　对于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的阮次山来说，这番话可以说是切身的感受，讲得实在而真挚，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但钱跃却从中挑出了毛病，说阮次山“拿‘美国护照’反衬自己的‘爱国’体验，说服力相当有限”。还捎带着把罗大佑也贬了一家伙：“不久前罗大佑在台湾的演唱会上把自己的美国护照当众撕毁，宣布放弃美国国籍，此举都没有引起国人的多大认同，倒是有人直言没有必要搞‘反美爱国秀’；现在阮次山先生以抑‘美国护照’来扬‘爱国’之心，未免牵强。”众所周知，罗大佑撕毁美国护照，放弃美国国籍，是对台湾“大选”前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表里不一、两面三刀的一种抗议，事出有因，理直气壮，恰恰反映了罗大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性情中人的赤子情怀，怎么在钱跃先生眼中却成了“反美爱国秀”？至于阮先生“尽管拿着美国护照，但我时刻清晰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句话，言出至诚，发自肺腑，也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共同感受，但这位钱跃先生却从鸡蛋里挑出了骨头，从中看出有“抑美国护照来扬爱国之心”的严重问题。我们的社会上有那么一种人，未必真的了解美国，却喜欢担任美国的义务“卫道士”，容不得别人说美国一点不是，动辄给人扣帽子，什么“反美”啦、“极左”啦，等等，不知出于什么心态。
 
　　阮先生的另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你们觉得‘爱国’这个说法很老土，很肉麻吗？也许大家认为确实老土，但换个说法就是‘国家认同’，如果大家真的觉得‘爱国’这个提法老土而产生情绪，那么就自问一下对国家有多大的认同。国家认同度有多高，说明你的爱国程度就有多高。”这里，阮先生把爱国与国家认同联系起来，讲得挺有道理，但钱先生却认为这是“故弄玄虚，有点‘自设话题’”。他的理由是，“没听说有多少人觉得‘爱国’的说法很老土、希望以阮次山所建议的‘国家认同’取而代之”。阮先生的说法，实际上是给爱国一种解释，便于大家理解和接受，这哪里与“故弄玄虚”扯得上边？事实上，现在认为“爱国”很“老土”而加以排斥或嘲笑的人，不乏其例。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现在有一些人很自我，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一切以个人利益和个人好恶为标准，对于爱国的话题十分排斥；另一种情况是有的人对学校和单位里进行的方式陈旧、内容空洞的爱国说教并不认同，一说到爱国，就认为是讲政治、说大话、极左，从而产生抵触情绪。在这一点上，阮次山先生的观察并不缺乏事实依据。 

　　该文的最后，对阮先生作了一番揶揄和规劝：“阮次山何必自设话题，进行常识性的宣讲、进行空泛的说教呢？”其实，开设这个话题的是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而不是阮次山，即便是阮先生开设的，也无不可，讲爱国教育天经地义，理所应当，无可指责；所谓“常识性”也不是什么过错，现在很多问题恰恰需要强调常识，因为有的人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遵守；至于“空泛的说教”，则更不能成立，阮次山先生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谈爱国，具体而真切，一点也不空泛，一点也不勉强，有机会的话，我也很想听一听。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对于爱国者的爱国言论，不是热情欢迎，而总是待之以鸡蛋里挑骨头的态度，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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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次山的“爱国”开讲太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