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披露，我国已有30个省（区、市）的310个县（市）启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到2010年底这一制度将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

　　新型合作医疗的创立，尤其是在6年之后就要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这对8亿农民无疑是一大福音。据了解，这项制度的基本做法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给每个农民各拿10元，加上农民自己拿10元，形成一笔基金，大病住院的农民经过一定的手续，就可按一定比例从中“报销”医药费。

　　在东部沿海，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新型合作医疗已经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但是，成功的前提却是地方财政和农民投入的金额都远远超过上述设计数。但是中等和落后地区会怎样，欢欣之余，不免又有一丝担心。

　　我们不妨算一笔账，假设一个县有20万农民（近似于目前试点县的平均参保农民数），一年便可以筹得600万元基金。如果用于“大病住院”，平均每人1万元，只有600人可以受惠，占千分之三；如果平均每人5000元，受惠的增加到1200人，占千分之六。这样“受惠面”显得狭窄，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完善。主要包括：

　　其一，农村中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主要原因是家中主要劳力有病，但可能只是胃溃疡、心脏病、高血压等“小病”，需要经常服药治疗，一年下来开销也不小。把医疗基金集中用于这些人，治愈他们的病，他们就可以重新挑起生活重担；如果把医疗基金用于“大病住院”，其对象可能多为老人，投资再多，也只能在短期内维持他们的生命，却并不能彻底解决致贫、返贫的问题。

　　其二，即使大病住院，也只能按规定报销一部分，从报上看，目前的数据是不到30%，另外的70%农民又到哪里去筹措。会不会因为借不到“应该”自付的部分而最后放弃看病，会不会只有“看得起病”的人才能得到“报销”的实惠，这也是政策设计中的“盲区”。

　　其三，有些地方热衷于把所有的资金，包括农民自己出的10元，都拿到县级及以上机构“统管”起来。试想，一个普通农民看病后却要到县级及以上的机构去“报销”，这样的制度设计为农民增加了许多麻烦。

　　正如已经有人所指出的：“农民参与资金管理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成败关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有一个政策设计，将这个问题的解决具体化。这就是组织农民的医疗互助合作社，通过民主选举，让农民自己来掌握和决定这笔医疗费用，让他们自己来聘用社区医生。但是这样的设计要走进实际工作却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