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它既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又是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体现

　　当中国的发展模式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就有可能从国内各地区、各阶层的均衡发展延伸到提倡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从而摆脱以往传统大国依靠硬力量和军事扩张实现崛起的老路

　　中国应把全面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尽可能消除体制性障碍、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能，作为新开放观的主要支撑点

　　“和平崛起”的战略新思维，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对于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服务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着眼于抓住今后20年左右的战略机遇期，形成一条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独立自主、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强国之路。现阶段，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特点，就是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互动中把握机遇，创造崛起的环境和条件。胡锦涛同志最近对此作了深刻的概括，指出：我们要“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我们要在这一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形成一系列与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相适应的战略新观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新开放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坚持和深化这些战略新观念，就是坚持和平崛起的新道路。

　　新发展观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树立新发展观对于中国和平崛起具有关键意义。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它既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又是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体现。中国能否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不仅关系到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关系到世界发展的可持续性。

　　经过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市场竞争力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2003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明显提高。这种拉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市场的潜力不断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拉动着各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东亚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对能源和大宗商品的需求激增，也拉动着世界市场的主要原材料价格攀升。从发展阶段看，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重化工业阶段；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正在从以衣、食为主升级为以住、行为主。这两个结构性变化，都对能源、资源、土地、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随着这种“溢出效应”的不断放大，中国发展的模式和道路选择越来越成为世界性话题，并成为所谓“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假设前提之一。

　　当我们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人均GDP在800美元的基础上再翻两番，达到3000多美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原油、钢铁、粮食及其他主要原材料消耗都要翻两番呢？如果片面地追求GDP的高速增长，维持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外延扩大和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不变，恐怕原材料的消耗远不止翻两番。而如果中国走新型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转向低能耗、高效益、内涵深化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就可能在资源消耗较少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总量的成倍增长。

　　实现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变，必须全面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大力引进国际先进科技的同时，加大国内科技研发的投入，在基础性和战略性的研究领域形成我国特有的体系和能力；在大力培养国内紧缺人才的同时，大规模引进国际一流人才，把国内人才储备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大力发挥自然科学等“硬学科”的基础性和应用性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发挥社会科学等“软学科”的战略性和全局性作用。当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取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科技和人才资源时，我们才有可能确保和平崛起的道路和目标选择。

　　新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均衡发展，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当中国从解决温饱需求进入全面小康的发展阶段时，人的紧迫需求就从一般的物质消费越来越多地转向文化消费和精神需求；人们的追求开始从生存、就业、受教育等权利越来越多地转向财产权、知情权、参与权和代表权；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家制度建设、科技文化提升和价值观建构等软力量领域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要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形成更具吸引力的新形象。这种软力量和新形象正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要素构成。当中国的发展模式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就有可能从国内各地区、各阶层的均衡发展延伸到提倡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从而摆脱以往传统大国依靠硬力量和军事扩张实现崛起的老路。

　　总之，树立新发展观，对于中国和平崛起具有关键意义。按照新发展观，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结构将逐渐发育完整，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也随之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世界面前。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同新发展观相联系，只有从人类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全局来思考中国的发展条件，才能充分认识“和平与发展”的深刻涵义。

　　新开放观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25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不断加深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历史进程。中国经济从封闭到开放，是一个历史性飞跃。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到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市场经济，这是又一个历史性飞跃。中国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结合到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极并影响到世界市场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这是正在出现的新的历史性飞跃。

　　伴随着这个新的飞跃，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开放观，使我们能够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再进一步上升为开放型社会。新的开放观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中国经济体制和世界市场体系的关系，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目前，中国的和平崛起主要体现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并可能引起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然而，这个阶段和平崛起的主要障碍也在于：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展与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不同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结构和体制上存在差异。因此，我们不能局限在以引进外资、增加出口为主的传统开放观的框架里，而是要把全面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尽可能消除体制性障碍、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能，作为新开放观的主要支撑点。

　　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和平崛起过程中，我们获得了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又面临着一系列巨大挑战。例如，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产业转移使中国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但是，巨大的生产能力并不等于中国拥有同样强大的资源和能源控制能力，也不等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拥有同样巨大的容量。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我们的资源短缺加剧及与他国的贸易摩擦频繁将不可避免。又如，中国的巨大出口能力和外汇储备使中国的国力获得有力支撑，同时也使人民币承受着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升值可能对我们的出口竞争力造成一定的伤害，但是这将迫使我们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理顺内外价格机制，同时增强中国的国际购买力，并促使中国从出口大国向对外投资大国转变。还如，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遇到国际反倾销的不公正打击，这迫使我们改变出口退税政策和内部价格恶性竞争，转向企业集团市场战略、高附加值产品战略和“走出去”战略。换言之，以和平崛起作为参照坐标，我们的开放战略从内涵到外延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以外资和外贸为主战场的开放战略将让位于以内资和内贸为主动力的新开放战略。外资外贸与内资内贸结合，并在内资内贸的带动下融入中国市场；内资内贸在外资外贸的促进下加快进入世界市场，并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极。

　　总之，当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时候，国际社会和中国本身都需要经历一个调整和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开放观可以加速双向的调整和适应过程，减少乃至避免出现严重的结构震荡。反之，传统开放观却可能延迟内部和外部的适应过程，并造成大量市场摩擦甚至国家关系的恶化。显然，只有坚持新开放观，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和平崛起新道路才有可能走得通。

　　新安全观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世界上最担心的就是中国崛起是否会重复德国、日本在二战前，苏联在冷战中走过的崛起又失败的老路。坦率地说，这种担心并不是全无道理。然而，问题在于，多数国际舆论还不甚了解，中国的安全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新安全观不是以势力范围和盟国集团为支撑的地缘政治目标，也不是建立在以军事扩张为基础的大国霸权体系之上的，更不是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输出革命、输出战略框架。新安全观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共同利益为基础、战略合作为纽带、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整体战略观，由此形成“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核心观念。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中国摒弃传统的大国崛起模式，选择的是与20世纪大国争霸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21世纪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承诺，是开创和平崛起新道路的保证。

　　新安全观的宗旨是超越差异和分歧，通过对话增进互信，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强调多边安全、综合安全，谋求共同发展。综合安全是当前安全问题的基本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一国安全利益同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形势之间的相互关联更加密切。安全的范畴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与政治安全，而是日益涉及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领域，需要综合应对。合作安全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有效途径。各国应摒弃以实力抗衡谋求安全优势的传统思维，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共同安全是维护各国国家安全的最终目标。

　　新安全观来自新的战略机遇。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重要机遇。其中突出的变化，一是全球的安全威胁来源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二是全球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构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美国不得不将其战略资源集中用于长期而复杂的反恐和反扩散问题。冷战时期的盟国体系已经无法应对美国新的战略需要。在主要威胁和盟国体系都出现重大变化的条件下，美国难以按照强硬派的思维对中国实行“遏制和围堵”。美国需要一个稳定的亚太地区秩序和安全环境，而中国的合作对于亚太地区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世界经济的周期变化和市场要素的重新配置，使得中国经济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市场的拉动能力明显上升。美、日、欧和亚洲国家均程度不同地从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市场需求中获益。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新的战略机遇来自中国与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共同利益和合作机制，这种利益合作机制正在成为各种类型伙伴关系的基础，进而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平台。

　　新安全观的深刻基础不仅来自中国的现实利益需要，而且来自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就是“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它是对世界常态的一种规律性认识。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以这种哲学观点来观察当代世界的各种关系、各种文明、各种社会制度的前景，主要是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是世界力量的多元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因此，“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新安全观的重点是在中国周边形成“睦邻、安邻、富邻”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在“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指引下，以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促进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加强与本地区各国的协调与合作，形成中国与亚洲同步崛起的局面。这就有可能避免重蹈历史上某些大国崛起引发本地区国际关系紧张甚至酿成战争的覆辙，使中国崛起成为本地区各国可以接受、并使他们得到巨大回报的历史趋势。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对东亚和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逐渐上升，中国对亚洲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性作用不断加强，中国对地区安全的潜在危机开始主动介入，使东亚和周边成为世界上相对稳定安全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新安全观成功实践的集中体现。

　　中国主张树立新型安全观，以互信求安全，以对话促合作。这是因为中国确信：军事手段可以赢得一时的胜利，但不会带来持久的安全。只有增进互信，平等协商，广泛合作，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安全。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需要这种普遍持久的和平。

　　总之，“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具有极其丰富和深刻的内涵。概括地说，就是集中在“和平”与“崛起”两个概念的结合上。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崛起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全球市场的拉动能力、对世界产业链和结构变动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容置疑地显现出来。同样，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必将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而上升，并将成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建设力量。这就是“崛起”的涵义。同时，这种变化主要是通过中国内部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体制的不断变革，通过中国对外部环境的不断适应和能力的不断加强来实现，而不是重复传统的大国崛起模式，即通过扩张和掠夺、挑战现存国际体系、建立军事集团和势力范围等霸权方式来实现。这就是“和平”的涵义。“和平”与“崛起”的结合，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与坚持和平的国际战略的完整体现，是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战略机遇期的充分利用。这是中国在21世纪的战略路径选择。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