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漫大半个中国的“电荒”再加上触目惊心的审计报告，这一切让已被拆分的原国家电力公司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决策失误、损益不实、国有资产流失”这些主要的经济问题尚未水落石出，一个小小的“插曲”却再次让人拍案而起——4年前国电公司的一次内部人事干部会议居然在短短的3天内花掉了304万元。

　　内部管理会议不能创造任何直接的经济收益，因此控制会议成本应该成为公司内部会议管理的必要考量；然而就是这么一次普通的人事干部工作会议居然创下了日开支超过100万的纪录，难怪国家审计署的工作人员感叹道：我们审计过不少国有大型企业，像这样奢华的会议还从没见过。

　　国电公司是地地道道的国有企业，3天花掉的304万元是地地道道的国有资产，而花钱的目的全部都是为了满足开会者的私欲——审计结果表明，这304万中有91万是食宿费、82万是接待费、99万用来买会议礼品、剩下的32万则为做假账之用。说他们是搞“会议腐败”也好，说他们是在“铺张浪费”也罢，事情的性质再明白不过：依靠权力以公共财产满足个人私欲——无非是权力腐败而已。不过，笔者关注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明朗的腐败问题，更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发生在4年前的这次超豪华的腐败会议恰恰是一面凸透镜，正好折射出普遍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二者关系中的博弈困局。

　　第一大困局是政府与企业的激励不兼容。所谓激励不兼容意味着政府委托人与企业经营管理者双方的利益聚焦点根本不一样，通俗来说就意味着大家根本不是一条心。政府与国电公司，一个是企业的所有者，一个是企业的经营者；一个是国有资产的委托人，一个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而政企双方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天然地会产生激励不兼容的问题。政府期望通过国电公司实现充足的电力供给、充盈财政收入以及维护公众福利；而国电公司的管理者满脑子想的却是如何用受托经营的资产实现个人的效用最大化，最终双方不可避免地产生目标与行为上的冲突。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中央政府严令防范滥用国有资产的行为，而一方面，原国电公司的总经理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国有资产买单的“国宾待遇”——大家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第二大困局是政府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随着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出现了极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企业经营管理者掌握更多的有关国有资产使用情况的真实信息，而政府却难以获得足够的真实信息，因此，公企业经营管理者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很容易通过封锁真实信息与传递虚假信息的办法欺骗作为投资人的政府。于是，我们看到，在享受完奢侈会议之后，会议的具体操办者华中公司不惜耗资32万（自然也是国家买单），煞费苦心地对会议费用做了所谓的“技术处理”，将这次奢侈会议的真实内情掩盖得密不透风，将作为企业所有者的政府完全蒙在鼓里，直到数年之后，经过国家审计署的艰辛查证，这一全国罕见的腐败会议才得以浮出水面。

　　第三大困局是政府与企业的责任不对等。具体而言，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责任不对等。对于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而言，企业的经济损失大部分并不由自己承担；而政府却不得不为企业经营管理不善而引致的经济与社会恶果买单。由于缺乏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和责任机制，政府往往要比企业管理者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企业经营管理者因为所承担责任小，往往容易选择风险过度的行为。仅就这次耗资几百万的腐败会议而言，百余名会议的组织者与参加者在饱餐了国有资产的盛宴之后继续平安无事地过了4年的安稳日子，而政府则稳做了4年的“冤大头”，直到今天，我们似乎也不能指望“审计风暴”能够完全清算所有的责任人——原国电公司总经理高严已远逃海外，而所有的经济损失仍由国家政府一肩承担。

　　毋庸多言，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博弈格局中，作为所有者与委托人的政府似乎总是处于不利地位，而作为经营者与代理人的国电公司却总是占据有利地形。当然，处于企业权力中心地位的国电公司管理者们更是成为了这场利益与权力博弈中的最大受益者。这场超豪华的腐败会议及其所折射出来的政企关系困局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依旧“在路上”，而政府如何当好一个所有者与委托人应当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