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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孔儒的“和为贵”是什么?
再说儒家文化就是一个反腐阻力
网友:直言了
  2004年11月07日16:13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本人支持关于儒家文化是一个反腐阻力的看法,而且说明,那阻力特别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当官发财”,那是发生腐败的历史温床;二是“刑不上大夫”,那是搞等级社会和对抗民主法制的文化渊源。有些人很反对,说:孔儒啥地方说提倡腐败的话了?还说:中国意识形态主流是马列主义,跟儒家文化有什么关系?把反腐不力推到儒家文化头上是“转移目标”。

  提这些问题是缺乏实际生活和历史常识的反映。马列主义有个著名说法: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反腐阻力的主要内容就是习惯势力,那不是来自历史文化、难道是凭空来的?既然信奉马列主义,怎么连马列主义关于习惯势力的阐述都不晓得呢?有人还把腐败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狂想”。中国历史数千年,几十个朝代灭亡都是由于腐败泛滥成灾,那时候有资本主义吗?古今中外,没人直接号召搞腐败,那些搞腐败的人也会喊喊反腐的。如今要有效反腐败,就要看到历史文化造成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不然,还提倡“先进文化”干什么?

  (一)要有效反腐,就要把“当官发财”改造为“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

  “当官发财”是儒家文化的特点之一。一开始,“儒”就是官权和财富结合的奴隶主官职,即《周礼》所记载的“以道得民”的官职、通过教化履职而获得农奴为个人财富。官职的权力和财富的结合,就是儒家“取财之道”的根基。周朝末期,儒家之所以呼吁“克己复礼”和“礼之用,和为贵”,就是因为《周礼》之下的“儒”的“以道得民”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汉代独尊儒术,使官员的权力和财富结合的“取财之道”不但延续、而且巩固为正宗的“仕途经济”,不同的仅仅是财富形式从农奴变成了土地、金银、房宅和奴婢。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扬儒抑商,为啥?就是为了巩固儒家文化的“当官发财”、限制不当官也能发财的可能。儒家文化的“当官发财”体制在历史上有多大和多深的影响?看看千百年的文学戏剧作品吧:那些大团圆结局的,哪个不是读书考官和“当官发财”的?那些悲剧结局的,哪个不是读书考官落榜和“丢官失财”的?说儒家文化的“当官发财”体制是发生腐败的历史温床,一点不假。现代化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如今中国要根治腐败和实现现代化,就要把“当官发财”的体制改造为“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的体制,铲除发生腐败的温床。

  铲除温床,不等于腐败就不会发生;既要防腐,也要治腐。社会健全与否,不是看有没有犯罪犯法行为,而是看法治是否有效,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儒家文化。证据是法治的事实基础,就用法庭举证为例说吧。在法制建设发达的国家,对公民的作证义务和拒证权利有非常具体细致的规定。而在中国,由于儒家文化“亲亲相隐”(论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影响,公民作证的义务和权利只有笼统规定、缺乏具体细节,那当然就影响反腐法规的有效执行。要国家立法摆正作证和拒证两个方面、同时又保证执法公正和有效,就要考虑到儒家文化“亲亲相隐”对中国社会的深广影响,绝非易事。

  儒家文化主张贵族驾临于法律之上和等级社会的“以徳治国”,反对“以法治国”、更反对民众百姓参与法律过程,又是一个重要影响。譬如,孔儒说:“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若德,可以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这种观念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所谓“长官意志”比法律厉害,前些时候讨论的“红头文件”阻碍执法,还有,政府运作公开透明、官员财务公开、民众知情权和大众参与公共政策讨论等等法规对反腐有重要意义、却迟迟难以出笼,那都是儒家文化提倡“以徳治国”和反对“以法治国”的历史影响的反映。

  简单说,认为反腐阻力跟儒家文化无关,那是缺乏法律实践和历史知识的反映;而检察官等法律工作者说明了反腐阻力跟儒家文化密切相关,那正是具备法学专业知识的反映。

  (二)要反腐,就要把“和为贵”观念改造为民主法制的公民意识。

  即便解决了各种立法的观念问题,若在实践中还是让孔儒的“刑不上大夫”畅行无阻,那法规就是一纸空文。孔儒为“刑不上大夫”提供了许多依据,其中对今日影响最大者之一,就是《论语》中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对这个孔儒教训,多年来流行解释是:“礼的作用是按‘和为贵’的要求调节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使之圆满和谐。”于是乎,有不同见解争论或有执法冲突发生,一些道貌岸然的孔儒们就把“和为贵”当作“和谐关系”搬出来教训人。其实,“和为贵”在源出之时的周朝,本意根本不是流行解释所说的“和谐关系”的意思。

  《周礼》有明白记录,“礼”是周代的国家体制、社会制度和行为规矩。古文字学的周代文字考证也明白说明:“和”为众人吹竽奏笙之意,“贵”为有武装的奴隶主贵族之意。再明白不过了:“礼之用,和为贵”的白话意思就是:“周礼”之用,是为奴隶主贵族作众人吹竽奏笙的仪式。显然,那讲的是严格的等级社会的规矩,不服从贵族规矩,就可能蒙受酷刑或遭到残杀,根本就不是什么“和谐关系”。

  周室衰弱,诸侯分权,出现了两个情况:一个是“和”为非贵族而奏乐,不是贵族的人也能享受原本是属于“周礼”的东西了(礼崩乐坏是个例子);另一情况是单独奏乐,大大破坏了“周礼”规矩(“滥竽充数”故事是个例子)。看到这情况,想维持《周礼》规定的贵族利益的孔儒们就要呼吁“礼之用,和为贵”了。如此而已。

  看看史料,在汉朝搞独尊儒术之前,“和为贵”哪里有“和谐关系”的意义?没有。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搞各种关系协调的策略和战术非常多,却没有使用“和为贵”当策略战术的历史记录,那充分证明把“和为贵”说成“和谐关系”是个错误解释。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孔儒们为了既得利益,特别是为了政治利益,便以讹传讹地用望文生义的方法糊弄人,把“和为贵”弄成了个所谓“和谐关系”之类的处世手段了。然而,那并不是真实的“和谐关系”,而是有个潜在的大前提:您必须服从孔儒官员和他们的既得利益,为此而体现出“和谐关系”;您要不服从或您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就恢复“和为贵”的本意来超越法律和躲避法治,就会象当初孔儒对待农奴和残杀人命一样,对您一点儿也不客气,再也不跟您讲什么“和谐关系”。

  听到看到一些人动不动就搬出个“和为贵”,真不晓得,他们是在呼吁恢复《周礼》时候的严格的等级社会呢,还是为了维护自己既得利益而要凌驾于法律之上和要求别人服从?不管啥意思,反腐败,说到底,就是把儒家文化的“以道得民”的“当官发财”体制改造为“执政为民”的服务性政府体制,把儒家文化的“刑不上大夫”的实践改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执法实践,把儒家文化“礼之用,和为贵”的等级社会观念改造为民主法制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这些改造,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就不过是搞“复古圈钱”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新闻链接:

  争鸣:儒家文化就是反腐阻力

  儒家文化是经济发展和反腐败的动力

  反腐阻力实来自对资本主义的狂想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张爱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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