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学大师陈省身追悼会上，地方部门只认官，拒绝许多专家、学者进入现场。许多年长者只得在北方寒冷的室外站立等候，看着官员领导的小汽车一辆辆驶入，车要开到休息室门口。一位院士看到同行被拦在门外，气得对执行任务的警察大声说：“你们只认官员不认数学家！” 在向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告别的仪式上，数学却屈尊于其他什么“学”，这不仅让数学大师蒙羞，也让科学蒙羞。

　　一生从事数学事业的陈省身1975年就荣获了美国科技最高奖——国家科学奖章，1984年他又成为迄今为止惟一荣获国际数学界最高奖——沃尔夫奖的华人。可是，作为大师级的传奇人物，他却一直十分低调。“我只是想读懂数学。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名利，数学不是一条捷径。”是故，他不在意世俗意义上的浮华，更不会沉缅于名利的诱惑，尽管他创办了三个数学研究所。他始终坚持一个信念，“数学家主要看重的应该是数学上的工作，对社会上的评价不要太关心。”甚至对以他的名字命名小行星，也认为好玩，不那么紧要。大师以他的数学事业和人格魅力折服了一代人。所以，老人去世后，南开大学的学生们以点燃蜡烛、折纸鹤等各种方式纪念他，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人们到陈先生的灵堂去拜唁。集体坐车前来的北大、清华数学物理方面的几十位教师，还有来自浙大、复旦的吊唁者，他们大多五六十岁，甚至年岁更大，其中不乏学科的卓越人物，为的就是与这位大师在追悼会上见最后一面。人们敬仰他，绝不仅是他的学术成就，还有他要为祖国多做些事情的伟大情怀，同时他还是一位和蔼、大度、幽默的长者。

　　可是，这样一种人之常情，这样一种圣洁的纯真情意，这样一种对一个科学家共同缅怀的集体情感，却被有关方面无情的蔑视了。追悼会除了官员和院士，少数工作人员，其余所有的人都不得进入追悼会大厅所在的院子里。在这里，保证秩序和领导的安全，成了高于一切的准则；在这里，官位和爵位成了衡量人格情感的重要标尺；在这里，数学让位给了官位学，年轻的官员可以鱼贯而入，年长的学者，不仅包括南开大学的一些教师，还有许多从北京、上海、浙江以及国外赶来的学者，都被禁止入内；在这里，官场的潜规则无情的嘲弄着人世的真情，无情的颠覆了人性的本真，无情的亵渎了科学的至高无上的价值。

　　我不知道，我们的地方部门何以出此下策，何以怕这么多对大师挚爱着的人们进入追悼现场，他们怕什么？怕他们会不守秩序？怕他们会目无尊长，会抢了领导的风头，会妨碍领导的安全，还是怕这么多的学者、权威冲撞了官场的潜规则？无论如何，这种有悖正常人伦情理的限制和规定，都是令人厌恶的，都是值得质疑的，都是应该谴斥的。其实，大家前来的目的都是共同的，向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告别，无论于公于私，大家的人格应该是平等的。如果从真情实感说，同道、同仁、学子、爱徒的深情厚谊则要远远高于官员官场。先不论尊老的美德，单是从尊重科学的角度，让数学屈尊于其他什么“学”，让数学成为某种潜规则的仆从，在科教兴国成为国策的时下，无论如何都显得不合时宜，不符大体。

　　大师已没有权利选择自己后事的仪礼，他也没有能力再决定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喜爱与哪些人亲近并告别，讨厌并拒绝与一些什么人亲近并告别，但是，以大师生前对于科学的执著，对于数学的痴情，对于同道的大爱，对于学界的真情，我想，他倘若地下有知，决不会也决不愿看到追悼会这不协调的一幕的。真的，他绝对不会。可是，他已经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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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大师陈省身追悼会组织者亲官员远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