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的矛与盾
|
|
孙志勇
|
在为公务员增薪上，有两种态度，一种主张增薪，认为“养廉必靠高薪”，一种反对增薪，认为“高薪未必养廉”。“养廉必靠高薪”论认为，当前对腐败现象虽严防猛打仍汹汹难遏的主要原因是“官儿们”的薪水太低，入不敷出，难以维持基本的“体面生活”，因而做出一些“贪”、“占”、“收”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北欧的芬兰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一个主要原因是实行的高薪制。“高薪未必养廉”论认为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官员的薪水低、待遇差不是腐败的主要原因。实行“高薪”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不符合中国国情，会遭致群众的反对。他们认为“高薪养廉”是一种“荒唐认识”，会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带来“干扰”和“误导”。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第一种观点片面强调了“高薪”。“高薪”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西方发达国家公职人员的“高薪”。在西方，部长级工资收入与最低政府雇员工资收入之差，美国为10倍，法国为6倍多。1978年美国副总统、议长，各部部长及最高法院法官的年收入约为8．5万美元，1994年则达13万到17万美元，相当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4到5倍，比贫困家庭高出10倍左右。这样的高薪对于中国公务员来说，可能要等到下世纪中叶才可能达到。立足于国情、立足于当前，不能把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说成是“高薪养廉”。改革开放以来，供给式的实物分配日益减少，公务员享有的许多福利待遇被逐步取消，不说与一些致富的大款小款攀比，就是与一些垄断部门和行业，如“五行一保”（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所、保险公司）、“三电一草”（电力部门、电信部门、邮电部门、烟草局）的企事业职工相比，公务员的收入也“黯然失色”。随着住房消费、医疗、子女上学支出的增加，公务员的低薪越来越难以应付必要的生活支出，劳动报酬严重背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相应地提高公务人员的工资，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算不上“高薪养廉”，充其量是“以薪奉职”而矣。
第二种观点是反对增薪，他们认为“高薪未必养廉”的片面之处在于对于一些铁的事实视而不见。低薪虽然出了个别“圣贤”，高薪出现个别“腐朽”，但在收入严重背离劳动的“低薪”前提下，让每个人都见贤思齐、讲廉洁是何等不易。近来从某些单位“三讲”中披露的情况看，便知一二。某单位人均收入并不算高，但每年发的福利、补助人均在3万元左右，超过薪金收入。在某些单位，领导干部并不指望着工资过活，而是靠大大超出他们工资收入的所谓“灰色收入”。这些“灰色收入”的来源，大多是公款，有的是来自“三乱”，截留专项资金，有的是开假发票套取公款，有的是国有企业资产等。这些腐败被群众称之为“需求型腐败”。
依照按劳分配的原则，逐步提高公务人员的工资待遇，是深化改革过程中亟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高薪”固然可以“养廉”。但若指望把工资提高到真正意义上的“高薪”，则可望而不可及，只会把一盘好菜置之高阁变馊变烂。同时，期望在入不敷出，节衣缩食的低薪制下，整个公务员队伍“见利思贤”、“乐在其中”，恐怕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活动逃脱不了利益的指导，人类主动性、目的性的活动，无不与物质利益相关联。在任何历史活动的背后，皆有深刻的物质动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公职人员的劳动必须得到相应的物质回报，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陈独秀在建党初期，提出党员为党工作不能索取任何报酬，应义务忘我地工作，事实上这种想法一天也没有行得通。当前腐败汹汹难遏的原因不应只从个别人的素质、世界观上找，而应更多地从制度上去找。
我们现行的低薪制严重脱离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造成劳动分配的严重不公，这是“相当数量的公务员存在不廉洁行为”的一个制度原因。“高薪养廉”有不切国情的一面，但是根据物价指数、社会收入水平等因素，把公务员的收入提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做到“以薪养廉”是完全可行的。我们完全可以打破公款消费的“大锅饭”，把公务用车、手机、公务接待、医疗等，从现有的公款消费中分离出来，转化为公务补贴，货币化为公务员的薪金收入。完全可以取消各单位自发福利、补助的错误做法，统一公务员收入分配，实行各部门、各行业的公务员收入由财政统一标准、统一支付。只要制度问题解决了，虽然也会有腐败问题，但绝不可能像目前这样“量多面大”，“层出不穷”。
《中国青年报》 2000年11月01日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