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我国制度反腐研究学者李永忠

人民网记者  唐维红   

    记者：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先后有刘方仁、程维高、田凤山、王怀忠等一批省部级高官被判刑或查处，还有一些高官被“两规”。可以说，2003年是查处、公布腐败高官案件最多的一年。首先，请您盘点一下2003年的反腐工作。

    李永忠：2003年2月，以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为标志，羊年反腐败拉开序幕。全年最大的工作亮点是查办大案要案。纵观全年，有两位数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被查处，先后有13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因腐败问题被公开披露，分别判处死刑、死缓、有期徒刑或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加上已查处但未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数，应该说创了年度纪录。

    如此多的腐败高官被查处，如此多的腐败大案要案被公开披露，为改革开放以来所未见。媒体没有了“只打苍蝇”的议论说法，群众中也少了“不打老虎”的街谈巷议。党中央的这一重要举动，充分证明了党的性质宗旨同腐败的势不两立，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反腐败斗争力度的不断加大，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拥护，充分显示了我们党和政府敢于并能够战胜腐败的伟大力量。

        在抓住高中级干部中的腐败案件这一重点的同时，今年的反腐工作还注意攻热点，突破难点。

    攻热点，指的是认真纠正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一些发生在群众身边，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稳步推进，治理公路“三乱”成果巩固，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工作不断深入，治理教育乱收费成效明显，全国今年已查出教育乱收费21亿元，已实现经济制裁1.8亿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利用职权摊派发行的不正之风，经过坚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全国纳入本次治理的党政部门报刊共1452种，其中停办677种，划转302种，实行管办分离289种，改为免费赠阅87种。在纠正不正之风中，各级党委政府努力做到为民、务实、清廉，维护了社会安定团结。

    突破难点，则主要表现在对权力的制约机制逐步完善，监督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从改革纪检领导体制，强化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来看，目前的进展可概括为“四个不再”：在“条条”方面，十六大前已经开始试点的卫生医药部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及随后进行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商务部、新闻出版总署共7 个试点单位的纪检监察派出机构，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纪检组长、监察局长不再从所在单位产生，而是由中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在“块块”方面，地方纪委仍由同级党委领导，但不再强调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同时，专门负责对各省巡视的中央巡视组，不再是临时性抽调人员组建临时性的机构，而是建立了专门巡视机构和专职巡视队伍，组成5个中央巡视组，先后分赴贵州、湖南、吉林、江苏、甘肃、海南、四川等省进行巡视，加强了对省级领导班子及其省级干部的监督。

        可以这样讲，2003年的反腐败斗争，在过去的基础上，更深入，更务实，也更有章法，取得了新的明显成效，腐败易发多发的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有效控制。

    记者：据中央纪委连续8年进行的随机抽样、直接入户的党风廉政建设问卷调查结果统计，最低的1996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只有32.8％，2003年群众的满意度第一次超过半数，达到了51.9％。这应该算是可喜的突破，它说明广大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是认可的。您认为，实现这一突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永忠：我认为，这与“反对和防止腐败”战略方针的调整密切相关。

    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1992年至2002年的两个五年间，全国处分党员数分别为669300和846150，后者比前者增加26.4%；开除党籍数分别为121500和137711，增加13.3%；处分县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20295和28996，增加42.9%；处分厅局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1673和2422，增加44.8%；处分省部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78和98，增加25.6%。

    这组数据再加上各种民意调查和各种案例分析，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识到反腐败的形势不是“比较严峻”，而是“仍然严峻”；不仅要“反对腐败”，而且要“反对和防止腐败”。加上“防止”一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变化，即反腐从单纯的“打”，转到了“打”与“防”并重。这一转变对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具有深远的意义。

    与“打”、“防”并重的战略方针相适应，过去我们把反腐败界定为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而现在明确提出，“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政治斗争”可以主要由专门机关和有关职能部门承担，“重大的政治任务”则必须党委亲自动手，全党抓。从“政治斗争”到“政治任务”，反腐败的意义更加重大，提的层次也更高，上升到了党建的高度。

    胡锦涛同志还用“五个重要”以凸现反腐败的地位和作用，即：反腐败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反对和防止腐败”的战略方针，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斗争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是反腐败地位和作用“五个重要”的内在要求，是继承更是发展，同时也来源于对反腐败严峻形势的深刻认识。

         2003年作为“反对和防止腐败”战略方针调整后的第一年，取得的成效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肯定，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记者：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会议强调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进一步从源头上防治腐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体系的建设情况。

    李永忠：吴官正同志担任中纪委书记以来，十分重视从反腐败斗争的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经常深入基层调研，并注意征求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意见，认真听取专家学者建议，在此基础上进行反腐败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考。“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的。

    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就是将思想监督、行为监督、制度监督进行整合，通过在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党员、人民群众中，分层次开展有针对性的反腐倡廉教育，不断完善监督规范，改革监督体制，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集系统性、开放性、互补性于一体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这一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目标一致，又各有侧重。既包括了从严治标的措施，又涵盖了着力治本的内容；既立足于当前，又着眼于长远，统一并有机结合于惩治和预防的体系之中。它的惩治是建立在预防基础上的惩治，它的预防是以惩治为前提的预防。它在以防为主的基础上，坚持惩防并举；它在被动防御的基础上，转向积极防御；它在平面打法的基础上，突出立体作战。它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制度反腐的力度，要求我们从当前的下游、中游、支流治理，向上流治理、源头治理、主流治理发展，不断缩小腐败滋生蔓延的条件和土壤。

    反腐败能否持续健康深入地向前推进，必须注重反腐败的成本核算。不能用增加反腐败成本的方法去反腐败，而应用加大腐败成本的方式去反腐败。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指出，通过这些年的反腐败斗争，在中国，搞腐败的成本已经越来越大。在国际上，我们党纪、政纪、法纪的规定是很严的，我们对腐败的惩处是很重的，腐败分子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有的领导干部看似聪明，其实愚蠢。虽然国家现在给的工资不高，但待遇却不算低。为眼前的一点利益，而背叛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誓言，永远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永远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付出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成本其实很高，承受的各种心理和生理上的负担其实很大。何况现在或将来还终究会被查处。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大账算清楚，不难发现，由于腐败与我们党的宗旨的对立，由于腐败与我们国家政权性质的不相容，在制度建设越来越严密规范的中国，腐败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为。因为，有的腐败行为问题暂时没发现，不等于永远不发现；有的腐败问题暂时没查处，不等于永远不查处；有的腐败分子暂时没归案，不等于他能永远能躲藏在国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一旦暴露，只要办案力量能腾出手来，只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任何腐败分子都会被彻查严处。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在制度反腐上的集大成，是2003年反腐败的重大成果和突出特点，对于进一步惩治和预防腐败，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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