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有了2003年媒体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那么2004年媒体的发展趋势如何?对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喻国明:2004年媒体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个:一是报刊治理整顿后的变化。经过2003年的治理整顿,可能会有1/8的报刊将保留机关报身份,剩余7/8左右的报刊要以企业法人身份独立运营,最终可能有一半会被市场无情淘汰。伴随着这一次的报刊改革,今后中国传媒业的管理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简单地说,由过去“抓大放小”向“放大抓小”转型。而这种转型一旦发生,中国传媒领域的发展速率和市场机会就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出来。 二是数字收费电视的出现带来的冲击。目前中国的广电行业盈利模式已经走到一个停滞期或者叫衰退期,虽然其收入维持在200亿左右,但在频道扩容的背景下,单位频道的价格在降低。收费电视的建立不仅改变了盈利模式,也为节目内容的细化提供了基础;而个性化电视节目的出现实际是分解了电视话语的垄断权,改变了电视的影响力模式。 三是通过卖活动来制造市场需求,形成自己多点产出的价值链。当前媒介有效的价值链中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卖内容,比如文摘,报纸,收费电视等靠内容本身获取市场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第二个是卖广告;第三个是在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的支撑;第四个是卖活动,通过卖活动的方式来制造市场需求,来形成自己多点产出的价值链,以便于为社会为客户提供更多核心价值的延伸服务。
记者:我们看到,2003年媒体记者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山西繁峙事件也成了2003年媒体记者最大的污点。2004年,能根绝媒体利用“话语权”进行寻租的现象吗?
喻国明:其实在任何一个岗位都有败类,不管是医生、警察,还是官员。出现败类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能否通过软硬件的建设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这种现象,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绝对的防范是不可能的,因为新闻队伍也是个小社会,不排除有人怀有各种各样的动机进入到这个队伍,这是各个行业都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我们的制度建设减少这样的东西产生的土壤,一方面要解决体制问题,要把每个人的利益跟媒介的整体品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要控制媒介的从业资格,要让他对自己的有偿新闻负非常大的甚至包括职业生涯的责任。一旦有违职业道德,就有可能断送一生的从事这个职业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