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19日13:46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都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提出的评选原则。

    下面是瑞典政府和诺贝尔基金会提供的《诺贝尔遗嘱》中有关如何评选文学奖的原文(《诺贝尔和诺贝尔奖金》,11页,瑞典王国外交部发行):

    "The said interest shall be divided into five

    equal parts, which shall be apportioned as

    follows:...one part to the person who shall

    have produced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of an idealistic

    tendency;....-- Alfred Nobel,Paris,November 27,1895."

    直译:“所提到的奖金将分为五个等分:……其中之一,奖给在文学领域创造了理想主义趋向的杰出作品的人;……。——艾尔福莱德·诺贝尔,于巴黎,1895年11月27日。”

    诺贝尔遗嘱说得非常明白,获奖文学作品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理想主义。(二)趋向性。(三)杰出。诺贝尔遗嘱文件还特别明确说明,评选不允许有国家的、民族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考虑。瑞典王国驻美国大使馆1994年11月发布的外交文件《Fact Sheets on Sweden》(编号FS 15 r Bf)再次刊登了诺贝尔遗嘱的这个强调说明。

    瑞典科学院发布的2000年文学奖金《新闻公报》说明,这次颁奖采用的衡量尺度是:(一)多人物烘托一个人和德国浪漫派世界诗的宏伟观念。(二)个人为了在大众历史中幸存而抗争的文学得到了再生。(三)巫术,男女调情动作为文学戏剧的基本模式。(四)不但让中国当权者恼怒、而且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引起非议。

    这几个尺度,没有一个能跟诺贝尔的遗嘱对上号。更有甚者,这些尺度采用了政治行为和德国浪漫文学时期的意识形态来判断中国文学,跟诺贝尔遗嘱特别强调的不允许有国家的、民族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考虑的原则,背道而驰。          

    “多人物烘托一个人和德国浪漫派世界诗观念”

    文学奖《新闻报告》说,评选的一个尺度是:获奖者的作品用多人物烘托一个人,让人想起德国浪漫派关于世界诗歌的宏伟观念。

    多人物烘托一个人的写作方法不是新鲜东西。在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里,林黛玉和薛宝钗、晴雯和袭人,是从横的方面用多人物表现一个人;林黛玉和晴雯、薛宝钗和袭人,是从纵的方面用多人物表现一个人。围绕这个基本框架,又有几十个人物纵横出现。《红楼梦》人物安排的一大特色,就是把那些在各个方向水平一一对应的女性有机地合在一起来表现一个人:中国女性。 

    在《战争与和平》里,作者用安德列和比埃尔两个人物来表现一个人,即作者在塞瓦斯托波尔战争中所体验过的俄国男性。在《苦难的历程》里,作者用卡嘉和达莎两个女性来表现一个人:十月革命前后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女性。在《白痴》里,作者用商人和知识分子两个人物爱上了同一位妓女的故事来表现一个人:贪婪而又懦弱的俄国人。《红与黑》用忠诚的教徒和堕落的俗人来表现一个人:在法国大革命新旧思想中挣扎的法国人。等等,等等。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其它国家,许多文学作品都采用了多人物表现一个人不同侧面的写作方法,其历史至少可以追述到十九世纪以前。“倾向性”说的是当前和未来,否则就没有倾向意义。目前,哪个国家的文学还在上百年前的东西上打转?这次文学奖明显地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提出的“倾向性”评奖原则。 

    《新闻公报》说的评选尺度“让人想起德国浪漫派关于世界诗的宏伟观念”,就更不符合诺贝尔遗嘱的原则了。 

    对所谓“德国浪漫派世界诗观念”的文化特征,德国诗人海涅有过精辟的描述:英国和法国用唯物主义说明的同一个道理,德国用妖魔鬼怪和神灵来说明;英国人用经济和法国人用政治解决的同样问题,德国人则用哲学的内省和思辩来解决。海涅还说:德国人热衷于自己代表全人类,可是,每次有一个新团体提出新的全人类的口号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该团体把自己的兴趣和利益更多地驾临于全人类之上、意味着更大更普遍的腐败。简单地用海涅的话说,所谓“德国浪漫派世界诗的宏伟观念”,是“诗歌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后来,这个“宏伟观念”付诸行动的时候,是德国在欧洲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用条顿剑搞种族主义大屠杀。 

    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德国浪漫派世界诗的宏伟观念”随着德国三个帝国的消亡而早已成为历史,日耳曼人早就放弃了条顿剑,不再把自己看作全人类的代表了,以至于前些年美国多次要求德国承担一部分国际事务责任的时候,德国表示了拒绝或难为。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用“德国浪漫派世界诗观念”作衡量尺度,是大大脱离德国和世界的实际了。 

    中国文学界翻译出版过许多德国浪漫主义作品,也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可中国文学艺术还是中国文学艺术,有它自己的发展脉络。比如:文言文作品变成了白话文作品,格律诗词变成了自由体诗歌,固定格式的曲艺戏剧变成了创造性的歌舞、话剧和电影电视,这几年更出现了网络文学艺术和网络影视艺术的新发展。这个发展脉络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演变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结合产物,是中国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其意义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前后的语言文字和文学的革命性变化。不管现在和将来中国出现什么“高雅”作品或“另类”作品,这个变化是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而且是带有倾向性的主流,至于现在或未来什么时候能出现集大成的文学艺术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是用中文语言文字表达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成就的直接反映,不是“德国浪漫派世界诗观念”。中国文学艺术没有热衷于代表全人类,也没有试图用哲学思辩来解决经济问题,更没有试图用条顿剑搞种族屠杀。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在获奖者的作品里看到的是“德国浪漫派世界诗观念”,说明作品跟中国文学艺术的历史和现状都是格格不入的。与其说这次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中国文学作品,不如说是颁发给了日耳曼诗歌;与其说是“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不如说是为已经成为历史的“德国浪漫派世界诗观念”送上了一个悼念的花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一些提出“中国威胁”论的人,最常用的手法,就是把当代中国和“德国浪漫派世界诗的宏伟观念”的德国相比,把当代中国描绘成潜在的东方德意志帝国,试图把大众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的恐惧转移到中国头上。这次文学评奖,诺贝尔评选委员会不是用中国文化作衡量尺度,而是把“德国浪漫派世界诗的宏伟观念”作为衡量尺度,很明显地试图迎合“中国威胁”论的需要,在文学领域为“中国威胁”论服务。 

    一句话,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是用德国历史上的意识形态作标准来看中国文学,试图把中国文学套进已经成为历史的德国意识形态。这样评奖,符合诺贝尔遗嘱特别强调的不允许有国家的、民族文化的和意识形态考虑的基本原则吗?

    “个人为了在大众历史中幸存而抗争的文学得到了再生” 

    诺贝尔文学评奖的另一个尺度,是获奖者的作品“表现了个人为了在大众历史中幸存而抗争的文学得到了再生”。从《新闻公报》的具体说明看,所谓“抗争”和“再生”,指的是作者“在文革中先后作为造反派、受迫害和旁观者的经验”。

    在文化大革命中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作为当时的造反派、受迫害和旁观者,意味着三种生活状况:造反派是追随潮流的既得利益者,受迫害是牺牲者和受害者,而旁观是消极逃避。这三种生活状况,没有一个是文学上的“抗争”。 

    文革动乱期间的文学艺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样板戏,一种是知青诗歌和手传本小说。在这两种文学艺术当中,没有一个出现过获奖者的作品流行。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文学艺术界有不少抗争者,他们的作品的主流,是用自己的诗歌和小说来表达人们在动乱中的情感和探索,鼓励人们在动乱中不要放弃对未来的希望,抨击四人帮和为受迫害的人打抱不平,呼吁停止政治动乱和强烈要求现代化建设。在这些人当中,有杰出作品的人都遭受到中央文革及其在全国各地的分支系统的点名批判,甚至遭受到通缉追捕、关押和折磨。可是,在这个文学艺术的人群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获奖者的名字,因而也就说不上他在文革中有什么“抗争”和以后“再生”的文学,更说不上诺贝尔遗嘱提出的“杰出”。可见,说获奖者在文革中有“抗争”和“再生”的文学,是提名人或者是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编造出来的故事,说不客气了,这次评选很可能有欺骗行为。 

    就文学艺术来说,个人理想主义的抗争有两种,一个是为了生存发展而跟自然抗争,一个是为了自由而跟不合理的社会价值观作抗争。理想主义的抗争是有明确的奋斗目标的,不管这个目标是否现实。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所谓的“怀疑者”,跟这两种抗争都不沾边。再说,西方文化非常讲究个人主义和个人竞争,与此同时,也非常讲究大众化、法治和群体社会性。今年夏天,美国CBS电视台播出的《幸存者》节目,非常成功地表现了西方的这种文化价值观,因而受到美国全国观众的热烈欢迎,以至于现在要重播来满足观众的要求。而诺贝尔2000年文学奖所谓的“怀疑者”的个人抗争,没有大众化、没有法治、也没有人的群体社会性,违背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 

    不管从中国的实际还是从西方的角度看,这次文学评奖的“个人为了在大众历史中幸存而抗争的文学得到了再生”的衡量尺度,都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提出的“理想主义倾向”和“杰出”的基本原则。

    “巫术和男女调情动作” 

    《新闻公报》说,诺贝尔2000年文学奖评选采用的又一个尺度是:获奖者的作品是“无与伦比的罕见的文学杰作。小说是根据作者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偏远地区漫游中留下的印象。那里至今还残存着巫术,那里民谣和关于绿林好汉的传说还当作真实流传,那里还能遇见代表古老的道家智慧的人物。” 

    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看了这样的评奖尺度,大概不是笑掉大牙、就是不屑一顾,或者说客气些,会对评选人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发生疑问。 

    如何把巫术作为虚构来表现人的性格和命运,那是作家的自由,无可非议。然而,用现实来考证文学作品,并以此作为文学评论的价值标准,那就是文学歧途了。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把中国西南是否有巫术作标准来证明获奖者的作品是“无与伦比的罕见的文学杰作”,恰恰走上了这个歧途。 

    就现实来说,在当今世界,巫术是历史陈迹,文明国家不允许巫术活动。拿现代美国来说吧,搞巫术是骗人的犯法行为,一些带有象征性的巫术活动(例如算命)必须执行“for entertainment only”(只作为娱乐)的规定,超出这个范围,例如用巫术搞医疗保健,都早已为法律所不允许。在美国印地安人社区,出于民族政策,对巫术的限制比较宽松;然而,随着文化发展,许多印地安社区的巫术活动也越来越变成了节日性集会,原来的巫术意义正在消逝。 

    拿瑞典自己来说吧,Rune文字时代的巫术早已是博物馆里的东西,现在,人们用Rune符号的时候,不再是巫术、而是情感寄托的象征,例如,瑞典姑娘很喜欢在首饰上或写信的时候用Rune符号,借以表达自己的某种特定情感和情感的程度;或者,像美国一样,人们用Rune符号活动算命只作为娱乐,除此之外,例如用巫术搞医疗骗钱,就可能被起诉而受法律的惩罚。这一点,瑞典王室自己就能证明:现在,瑞典国王从事国事活动的时候,不但不采用巫术、而且也不允许巫术有任何参与;瑞典国王身体不舒服了,也不是找巫师巫婆,而是找有国家颁发的营业执照的医生了。 

    像其它国家一样,在中国,巫术不但存在过,甚至在远古时代还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从一千年前的宋朝开始,巫术就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代表性事件就是希夷先生拒绝为皇帝提供任何黄白术服务。从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在中国,搞巫术已经成为愚昧表现和欺骗活动;新中国以后,巫术已经为法律所不允许。在中国西南地区,许多原来属于巫术的活动,早已演化为民间风俗节日集会活动。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云南民族研究所刘尧汉等人的多种研究报告早就说明,在西南地区,原来巫术中最多的历法活动,已经演变为纯粹的民间历法活动,巫术成份已经分离和近乎消逝,以至于历史考古研究部门要花费相当大的资源来设法记录过去的巫术、以便保护历史原始资料。当然,残存的巫术活动还有痕迹,一些人利用这样的机会来骗取金钱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是,这早已不是中国西南地区文化发展的主流。 

    不管在美国、瑞典,还是在中国,巫术都不是“罕见”的东西,随着文化进步,巫术也都已成为落后愚昧的东西和法律所不允许的东西。然而,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似乎很欣赏落后愚昧,甚至把巫术的存在(不是文学虚构)称为“无与伦比的罕见的杰作”和“开挖民间戏剧资源”。这符合诺贝尔遗嘱对文学作品评奖所要求的“理想主义的倾向”原则吗? 

    诺贝尔2000年文学奖《新闻公报》说,评选还有一个尺度:获奖者的作品在“现代人的鲜明形象中又穿插了梦境的自由变化和怪诞的象征语言。性爱的主题赋予他的文本一种炽热的张力,男女调情动作在很多剧作中成为基本模式。”《新闻公报》还说,在男女调情动作方面,获奖者“是为数不多的能对女性的真实给以同等重视的男性作家之一。” 

    且不说巫术是不是“现代人的鲜明形象”,就性爱和男女调情动作来说,中国文学艺术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是古典小说《金瓶梅》。在中国文学中,性爱和男女调情动作不是什么“基本模式”,而是为了充分表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一个侧面。把男女调情动作当作“基本模式”,那究竟是搞文学作品、还是搞性生活教科书?即便就是教科书,中国几千年的许多文物作品都有男女调情动作详细说明,其中不少已经翻译成各国文字在美国N&B等大型书店出售,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所接受和采纳,根本不需要获奖者来为中国“开辟新的道路”。 

    在西方,性爱和调情中的男女同等重视,在古希腊文学和长诗当中就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劳仑斯的性文学发行以后,欧美出现了一大批性文学作家,其中男女调情和对男女同等重视的作家,男女都有,他们大都是冲着劳仑斯性文学的男女不平等而去的。这种文学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历时几十年。这些作品的佼佼者,早在1940年代,就开始陆续翻译成瑞典文和在瑞典出版发行。在这期间,西方许多报刊杂志不时有集中报导和评论,其中最活跃的是美国的《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伴随这个性文学潮流的,是遍布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面对这个运动,那些在性爱方面鼓吹男女不平等的文学作品,早就失去了市场,一旦出现,就会受到社会的抨击、特别是受到女权运动组织的抨击。与此同时,出现了许多对女性真实给以同等重视的男性作家。举例说,畅销的《美国最佳性文学》年刊,就发表过许多男性作家的性文学作品,例如John Preston、Mark Stuertz、Mark Butler,还有日本的性文学作家Yukio Mishisma,等等,都很有名气。他们的性文学作品不但在性爱和调情动作方面有出色的文学艺术成就,而且对女性完全同等。

    对这些东西,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人会不知道吗?把获奖者说成“是为数不多的能对女性的真实给以同等重视的男性作家之一”,符合事实吗? 

    性爱是人类七情六欲之一,历来是各国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男女调情动作从来就不是文学戏剧的“基本模式”,而仅仅是刻画人物的一个侧面。如何吃饭的“基本模式”是烹调指南和保健教科书,不是文学艺术作品。同样,男女调情动作“基本模式”是性生活教科书,不是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作品和性生活教科书毕竟不是一回事。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把性教科书的东西作为文学艺术来评奖,违背文学艺术的基本含义和基本方式的程度实在令人吃惊。这不得不使人发问:评奖人的志趣和素质到底是什么?这样的志趣符合诺贝尔遗嘱提出的“理想主义倾向”的评奖原则吗?

    “不但让当权者恼怒、而且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引起非议” 

    无须多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把这些东西作为评选的一个尺度,是直接介入国家政治事务,明目张胆地践踏了诺贝尔遗嘱特别强调的不允许发奖有国家的、民族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考虑的原则。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诺贝尔基金会不要以任何方式介入中国政治。同时,这些年,在美国和欧洲的所谓“中国民运”组织,上演过多次为“民运分子”争取诺贝尔奖金的提名闹剧。从表面上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采用“不但让当权者恼怒、而且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引起非议”的尺度,似乎是作政治平衡和取得公正,可是,在实际上,是一石两鸟:一方面拒绝中国政府对该基金会不介入中国政治的要求,一方面承认所谓的“中国民主运动”。 

    所谓“中国民主运动”到底是什么?拿1989年夏天的事件来说吧,那个事件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起因。然而,当时的学生头领人物在回答美国ABC电视台《Nightline》节目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说,面对戒严令不撤退,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流血,在流血中提高民主觉悟。美国记者问:“中国人民流血的时候,你在哪里?”那位学生头领支支吾吾,换了话题。当时,许多美国观众看了,对这种借大众流血牺牲来为少数人政治利益服务的做法,当场哗然,以至于许多报刊媒体都不得不报导了大众反应和发表了读者评论,质问那位学生头领到底懂不懂什么是民主、人民大众在他们的心目中到底有没有起码的位置。 

    文学奖不是政治奖,用政治事务作评选尺度,本身就不伦不类。再说,就政治奖(诺贝尔和平奖)来说,诺贝尔遗嘱也说得非常明确:候选人必须在消除国家民族之间的见解冲突方面和阻止国家民族之间的武装冲突方面有特殊的贡献。如何看待1989年事件,中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存在不同见解,以至于这个不同在许多年里影响到了双方的正常往来。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把“不但让当权者恼怒、而且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引起非议”作为评选尺度,不是明显地在试图扩大国家民族之间的不同和冲突吗?那不是明目张胆地践踏诺贝尔遗嘱的行为吗?

    诺贝尔基金会需要彻底改革  

    诺贝尔评选委员会说,获奖者的作品有“普遍价值”。普遍价值首先要有“普遍”。然而,据报导,获奖作品基本上没有在中文市场发行,而只是作者好友把中文稿件翻译成外文,送到相识的诺贝尔评选人的手里做进一步翻译润色。这是什么“普遍价值”?哪里有自己参与作品过程、自己评选的奖金?那样的评选公平吗?符合诺贝尔遗嘱吗? 

    文学艺术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一部作品是否对某种语言文字的文学戏剧具有开辟新道路的价值,在于对该语言文字的应用艺术有没有开辟新道路的价值。众所周知,许多作品的文字所包含的文学意义是不能翻译的,否则,就会曲解或丧失原意。比如,中文的“胸有成竹”,按文字翻译成拉丁文字,是“心里有许多长熟了的竹子”,难以理解;而按照意义翻译成“有成熟的计划”(比如在英文里是well made plans),原来的中文文学意义就完全丧失了。再比如,在美国竞选辩论中的“Where is the beaf?”和“Read my lips”,按文字翻译成中文是“牛肉在哪里?”和“读我的嘴唇”,不知所云;而按照意思翻译成“实质何在?”和“我说话算数”,原来的英文文学意义就完全丧失了。 

    因为中文和拉丁语系的语言文字之间有许多不可翻译的东西,评价中文作品就必须用中文、而不是用翻译作品,否则,那就应该是翻译奖而不是作品奖。作品是一种语言文字、评奖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评选方法的价值本身就大打折扣;再把评奖用的拉丁文字稿件说成是为"中文文学开辟新道路",就更是牵强附会、甚至张冠李戴了。 

    现在是网络时代,是平民文化时代,是个人、团体、民族和国家各个水平上彼此更加开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评选机构采取了公开化和透明化的制度。拿权威杂志《科学》和《自然》来说吧。这两个杂志的评选过程是高度保密的,然而,保密的目的不是封闭,而是因为作品可能涉及到专利而需要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杂志的评选尺度是事先公开的,不是像诺贝尔基金会那样,评选结束了才公布评选尺度。更重要的是,杂志对每一个作品的评选,都邀请有关领域的数名专家参加,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且,被邀请专家必须:(1)来自不同地方;(2)有不同业务见解;(3)跟被评选作品和作者没有任何关系。而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没有邀请有关领域专家参加,这次做的“为中文小说开辟新道路”的评选,只有一个懂中文的院士参与,而且,据报导,这位院士跟被评选作品和作者都有个人关系。可见,从工作方法、工作过程到评选人,诺贝尔基金会的这次文学评奖都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因而包括许多不公正因素和作弊腐败的可能。 

    这次文学评选,可是说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不论从评选的衡量尺度、工作方法和评选人组成看,诺贝尔基金会都必须做彻底改革。对此,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早就提出多次呼吁了,这次文学评奖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呼吁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如果诺贝尔基金会需要诺贝尔奖金保持信誉,那就应该听取世界各国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呼声,趁早开始彻底改革。

    (网友:米阿仑)

    人民网200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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