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观点 >> 政论时评 2003年4月29日14:11


非典时期价格监控的经济伦理意义

生民

    

  为了保证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顺利进行,商务部决定建立城市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控报告制度,以加强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求监测。据悉,监测范围暂定为粮食、食油、蔬菜、食盐、肉类、食糖、蛋品七大类商品。监测指标为监测范围内具体品种的每日销售额、平均价格、与前一日和上月同日相比的情况,以及全市总需求量、总供给量。

    我们注意到,在“非典”时期,为了抑制包括药品、生活用品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中央及各地的物价、工商等部门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通过限价、干预价、监督检查等,平抑价格、稳定市场,满足群众的购买需求。

    显然,在这些现象的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些商家趁机涨价,牟取暴利的现象,更有个别商家见利忘义,大发不义之财的现象。如:北京的两位专家开出非典型肺炎中草药配方后,河北省安国药材市场中草药的价格一路暴涨,价格一天一个价,出现几十倍上百倍的暴涨,平时每公斤只有20元左右的“银花”居然涨到每公斤180元(据4月21日新华社电)。对此,4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以“别发国难财”为题予以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出台相应的干预措施,无疑是必要的。个人私欲本身具有乘数效应和加速效应,如果缺乏必要的制度管束,社会“比坏式”竞争浪潮犹如洪水猛兽,便难以抗衡和消除。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和发挥国家调节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与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相匹配,只有这样才能在危机关头稳定社会、安定人心,保持社会的有序。

    但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说只要面临公共危机,政府的这种必要的措施都是必需的或者说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在一个具有一定伦理精神的经济社会中,是否必然会出现不良商家公然、大肆哄抬物价的现象?

    发“国难财”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市场经济中经济伦理的缺失。在市场经济中,商家捕捉商机、追逐利润原也无可厚非,但不论怎样,都必须做到在自己获利的同时,不对他人和社会构成危害。市场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且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经济体制和制度所规定的秩序框架中运作。因此,市场活动必然内在地生成着一种对实质理性、伦理道德精神的期盼。正如西方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是一个价值实体,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因此,市场经济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的支撑。从这个定义本身,我们不难看出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伦理观念相对稀缺,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完善的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的一些条件。

    经济活动的伦理价值在一个社会面临诸如“非典”这样的公共危机时,显得尤其重要,但显然它并不仅仅体现在“此时”。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非诚信、假冒伪劣产品、行贿受贿、环境污染等等现象,都无不呼唤着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它是多么细致而微,同时又是多么宏大的时代命题。

    建构市场经济中的伦理秩序,固然与商家的自律意识息息相关,但仅靠商家的自律是不够的,它同样需要一种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在应对“非典”中,通过各级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我们看到了这种制度化的努力,但是显然,这种努力更多的是针对“这一次”,而且,由于它的这种针对性,我们也不可能希望它能够更多地运用于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当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应有的预前效果,从而也就无法彰显经济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3年4月29日
(责任编辑: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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