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观点 >> 社会走笔 2003年4月29日13:48


公权私用的可能性揣测

阿乙

    

    25日《南方都市报》有文章:《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在文章还没有读完时,我已经感到自己出离愤怒,而且我也相信,千万如我者这样的愤怒可以形成一股压力,可以成为今后惩处凶手的一个依据。但这决不是我盼望的。  

    把殴打大学生孙志刚的人毙掉,成为了我或如我者接触此事后的第一反应。这样的反应在法律尚不健全时期频频演化为正义之剑,在法律已经相对完整的今天也有时候会成为一种影响判决的武器。但这决不是我盼望的,而且可以算是我深恶痛绝的。我不愿意看到法律被排在第二位,乃至是对待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人,我也不愿意看到有报复性的“从重从快”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我认为愤怒应该超越对单个人的惩处,因为对某一个施害者采取了超越法律的惩罚,最终也使此事止于此事,变成打人者和死者之间的个人恩怨。我们需要的不是去求证“杀人者偿命”的道理和古训,而更应该反思“为什么会出现殴打致死”这一虽说个别但确实已经发生的事实。只有超脱对施害人本身的愤怒,把愤怒的标靶移到问题发生的原因上,我们才可以避免下一次的悲痛。我们需要的不是看到凶手脑袋开花,而是看到我们永远不会遭受孙志刚那样的悲剧。

    让法律成为真正的有限制的条文,而不是成为可以提供想象、可以牵强附会的文字工具。让法律在怎样惩办施害人时就怎样惩办。我们可以在观望时反思,正是这样的有意识地误读法律、法规或者文件已经使孙志刚已经先行一步丢失了性命。  

    我以为,让孙志刚死的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一个两个人对公法的私用。公法和公共部门的出现,我相信其目的正是为了确保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私用的可能性导致了公法和公共部门成为了性质可供更改的工具,这种私用的可能导致了公共部门或者执法人员、管理人员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为了让人没有安全感的对象。孙志刚的死给我的第一反应是“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几个字反应的是我的安全感的缺失,我有理由在害怕抢劫犯的同时也害怕收容遣送的部门。  

    毋庸置疑,黄村街派处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是依法设立的,其本身设立的目的也绝对不是“为了让孙志刚死亡”。但死亡的事实却出现了,不能完全排除这是一次意外,因为死者在失去人身自由的72小时内挨打。挨打的理由是什么,目前不清楚,有说法是“顶了嘴”。顶嘴导致挨打,可算为公法私用的一种表现。而如果没有顶嘴也挨了打,则可是公法私用中的滥用。  

    而为什么顶嘴呢?如果我被带去了,估计也会,因为我是一个人,一个公民,我突然就被带进了收容所,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被收容?收容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同时是为了救治无着落的人。我相信收容所的设置是奔此目的而来,其任务也限定在象这样的范围之内: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2年2月23日通过并已于同年4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在本省城市中流浪乞讨、生活无着人员的收容遣送管理工作适用本规定”。

    有人担保、有合法证件、有生活能力的孙志刚被带进收容所后,其收容理由就变成了:“无固定住所,无生活来源,无有效证件”。这中间有一点值得注意:广州省人大法工委办公室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有明确的答复:仅缺暂住证,是不能收容的。对这样的不能收容的人被收容了,我们所看到的明显一点恰恰是:法律法规的条文成为了一个可以任意被打扮的姑娘。说你三无,你就三无,有也三无。

    这不是变成文字的法律的错,错误在这样的法律缺乏尊重,缺乏唯一的权威的解释渠道。民意可以解释法律、执法者可以解释法律,每一个拥有权力或者突然得到权力的人都拥有解释权,牵一匹马出来,说它长了鹿鞭又有什么不可呢?

    一个派出所、收容所为什么会打人呢,我想除开一些渠道所交代的“有封建思想残余”外,以及有个人滥施淫威的可能外,也有可能是派出所、收容所本身谋利的需要(学名似乎叫“利益驱动)。关于收容所参与谋取经济利益的事并不是没听说过,而关于派出所成为黑市的保护伞的事也不乏听闻。当然这样的事不能揣测到广州的派出所和收容所上,但在该报道中有一条让人吃惊的事实(也许是我不懂):成先生去保孙志刚,除开要带孙的身份证外,还要带钱。这钱应该是担保金吧。我不是不理解担保金,我只是搞不懂一个人可以证明自己是某个人,不是该收容的人,为什么还要用钱来担保,而且这样的担保款项能否回流给原来的人?  

    在分析这些原因时,我感到了头脑的急剧混乱。为什么这种情况可以出现,可以打着法律和执法的面目出现?除开我们常说的缺乏监督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我想到的不成熟的一点是,权力在实施过程中,撬开了法律的基石。当然还可以说权力缺乏监督导致了权力比法大。但我想这样的提法本身有利于我们走到现实中来。

    权力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与它愿望想背的东西,比如有些单位人很多,财政负担不起,怎么办,卸包袱,卸的代价是什么,是自给自养。自给自养的代价是什么呢,是利益驱动。利益驱动的代价是什么呢,是法律成了随意利用的管理、执行理由。法律受到破坏的代价是什么,是孙志刚的惨死。

    只要自给自养的漏洞一打开,由纳税来确保公正的法律便成为了与它本原相背的东西。而且自给自养的漏洞打开后,它真正是欲壑难填。所有的搞钱行为都会披上合法的外衣,发展到最后,我就看到,一个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部门成为了社会的抢劫者,成为了让我不安的人。

    以上只是揣测。言过其实或者挂一漏万。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03年4月29日
(责任编辑: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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