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观点 >> 学术理论 >> 新论摘要 2002年8月27日09:27


坚持百家争鸣 繁荣历史科学

张海鹏

    

  内容提要

    “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我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针,而“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首先与历史科学有关。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开展百家争鸣曾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促进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史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学科的建设;但随后出现的“左”的思想也给今人留下深刻的教训。 

    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发展的新鲜经验和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更好地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鼓励不同意见的历史学者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确保史学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 

     

    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五点要求。这五点要求,实际上是提出了我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十分重要的。其中第三点强调,“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服从真理、发展真理,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对于发展和繁荣历史科学是十分重要的方针。我们在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总结。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历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值得引以自豪的是,“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首先与历史科学有关。1953年秋,中共中央设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讨论在中国科学院增设历史研究所以及创办《历史研究》杂志以推动学术研究的问题。有关负责人征询毛泽东同志办《历史研究》杂志的意见,毛泽东说了四个字:“百家争鸣”。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时正式提出在文化艺术和学术研究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解释,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我们现在也需要这个。在当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国内政治稳定,学术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那样一种开放的、积极的姿态。 

    历史学界开展百家争鸣是很有成就的,的确促进了当时学术研究的繁荣。最有名的例子是郭老和范老有关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郭老和范老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但是他们在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上有不同主张。范老主张“西周封建说”,郭老主张“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他们都拥有广大的读者。郭老以中国科学院院长主持历史研究所,组织学者编撰《中国史稿》,贯彻他的分期主张;范老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坚持他的分期主张。这对于促进学者深入思考,推动历史学研究,起到了好的作用。 

    民族学研究领域的争鸣也有令人注目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等著名文章,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族的四个特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分割的消灭、民族市场的形成,于是部族就变成民族。”这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形成民族。范老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认为所谓资产阶级民族的四个特征,汉民族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了。汉民族的形成是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自秦汉确立郡县制,封建分割基本上消灭了,大小市场也基本形成了,但是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斯大林的论述符合欧洲的情况,不符合中国的情况。范老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为题,在1954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论文,阐述自己的主张。范老的意见,今天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常识。但是,当时面对斯大林那样的大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范老敢于以自己的学术观点来争鸣,这是真正的学者的勇气。有的学者严厉指责范文澜背离了斯大林学说,范老却始终不悔。范老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历史学领域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领域最引人注意的讨论,是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争鸣。中国近代史如何划分时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到历史观问题,涉及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到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什么来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问题。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说明,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的概念,并对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范文澜根据近代中国只有一种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以及两个主要矛盾相互转换的矛盾论原理,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许多人同意或基本同意胡绳有关分期标准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不同的见解,因而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种种不同主张。 

    与此同时,史学界还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中国土地制度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历史作用问题、“王朝体系”问题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等等。所有这些讨论,是发生在五六十年代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大学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百家争鸣。它推动了史学界形成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唯物史观的浓厚风气,使一大批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学者以及刚刚进入史学战线的青年学者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推动了中国历史学学科的建设,促进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史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 

    但也必须看到,随着“左”的思想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我们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把握上是有严重教训的;在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是存在偏差的。当我们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的时候,我们对百家争鸣方针的把握就出现了偏差,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不良后果。随着政治生活的失序,不仅百家争鸣维持不下去,甚至两家争鸣的局面也不能维持。海瑞罢官问题、李秀成问题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学术先兆。以后,所谓儒法斗争从古代延续到现代,更完全离开了学术,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了。到这时候,我们就完全听不到学术争鸣的声音,历史学界变得万马齐喑、噤若寒蝉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对学术研究又恢复了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历史学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学术争鸣又开始活跃起来。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争论、关于洋务运动性质的争论、关于近代中国的独立解放与近代化关系的争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新讨论等等,都坚持了很长时间,有的甚至坚持到现在。这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对于学术界进一步认识、思考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曲折进程,对于推进学术事业的进步,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总结史学界执行百家争鸣方针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 

    第一,百家争鸣是我们党领导学术研究事业、发展和繁荣新中国历史科学的保证。什么时候正确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我国历史学研究就繁荣、前进;什么时候执行这条方针受到干扰或者偏离这条方针,我国历史学研究事业就会停步不前甚至窒息。因此,在新世纪,为了推动我国学术研究事业包括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我们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百家争鸣方针不动摇。 

    第二,为了使百家争鸣方针健康有序地进行,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我国历史学研究事业要承担记录历史、总结经验、传承文明、资政育人的作用,历史学知识的普及要使人民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丰富我国人民的历史人文素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服务。在历史研究中,纯粹发思古之幽情,玩摩历史上发生过的细故末节,孤芳自赏,只要不影响读者和他人,那是个人的爱好。但无论是复古主义,还是虚无主义,都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宏旨无关。历史研究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仅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更是我们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根据,这是必须坚持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然对于我们在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曾经出现的种种偏差,应该进行实事求是地研究,并予以纠正。 

    第三,我们要鼓励不同意见的历史学者、学派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参与争鸣,但这种争鸣不应该是轻率的,而必须建立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1956年发表关于百家争鸣与史学的意见,他说,学有专长而争鸣是好的,长于教条而争鸣那就很不好,因为教条主义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肯多看看多想想,却急于一鸣惊人。他还说:“谁能对大的或较小的问题长期不倦地下苦功夫,谁就有可能经过数年而一鸣,或毕一生而一鸣,或师徒相传而一鸣,或集体合力而一鸣。这就是说,想在学术上一鸣,并不是什么容易事。”(范文澜:《“百家争鸣”和史学》,《学习》杂志,1956年7月号)不肯下苦功夫,随意发表意见,或者抱着教条主义态度企图一鸣惊人式的争鸣,那只能像范老批评的那样,叫做“潦岁蛙鸣”,那种雨后池塘里的青蛙鸣叫,噪音贯耳,与百家争鸣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在开展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要有与人为善的心态,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发表学术争鸣要以深入研究作基础,发表学术批评也要以深入研究作基础。只有这样,历史学界才会有健康的争鸣,也才会有健康的学风。也只有这样,我国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才可以预期,“史学危机”的悲观论调才站不住脚。 


来源:《光明日报》 2002年8月27日
(责任编辑:郭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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