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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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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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就一直在探寻富国强民的现代化道路。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日本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而以英法主持的国际联盟又偏袒日本，因而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较之此前更加恶化。这就使得中国的知识界普遍产生一种民族生存的危机感，对中国的现代化寄予莫大的期望。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为，“今日中国之国难，其性质绝非单纯之军事问题，而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问题之总汇”，因此，中国应彻底刷新政治制度、经济方略、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建设民主政治，增进行政与军事的效率，提高国防自卫能力。由于国难日深，时不待我，他们还提出要“一年中必须立基础，五年中必须收成效！如是方足救亡与复兴也”。从1933年7月《申报月刊》出版“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开始，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提出了许多自强自救的现代化方案。
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当时主要有三种主张：第一，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之国家，而我国乃为生产落后之国家”，因此，在中国搞现代化，第一步应设法增加财富，而“财富之增加，非实行个人主义，殆无由达其目的”，“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第二，大力推进工业国有化，认为“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决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若采个人主义的方式，我们必收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一切恶果”，而“社会主义，其激烈的共产主义为我们所不取”，“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即是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于私人企业随时节制。我们称之为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第三，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应当采取社会主义，认为要使“劳力”与“资本”站在平等的地位，“资本阶级”和“劳力阶级”的差别就逐渐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亦应逐渐改革，“于不破坏社会秩序之范围内，推进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
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问题的探讨，虽观点各种各样，对如何定义现代化也不尽一致，但在若干问题上也显示出总体一致的倾向，颇引人注目。第一，中国面临的残酷的生存危机对中国知识界形成了强烈的刺激，急迫的忧患意识使中国知识界在必须尽快实现现代化上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和强烈的要求；第二，与这种急迫的忧患意识相联系，是在对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上，“应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提高”的观点明显占了上风，能否快速有效地提高国力、富国强民成为大多数论者选择现代化道路的首要标准，而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考量只在其次。如当时有人大声疾呼：“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
中国迫切需要现代化，这几成中国知识界的共识。但他们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形后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与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密切相关的，不打倒帝国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当时很多论者指出，无论是中国的金融财政和交通运输，还是中国的重工业和轻工业，无一不是在列强的垄断操纵之下。另外，列强还凭借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把持中国关税，进行资本输出，中国实际上是在一步步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因此，有人断言，“中国之所以落后，所以不能现代化，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的桎梏与残酷的侵略榨取，实为一个大因。”“要使中国振兴，踏上现代化的道路，根本上应该打倒帝国主义。”
在探讨三十年代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讨论时，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知识界比较普遍地对欧美资本主义道路感到失望，对苏联社会主义深深向往。当时，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经验给予了极大关注。他们看到苏联“无论是工业劳动者或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所焦灼的，所孜孜从事的，不是个人财富的累积，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基础的建设巩固与世界社会主义之前途的争取。这和资本主义下的世界对立，恰是两个世界两个历史范畴”。对这一新奇的世界，中国知识界充满了向往和探究的渴望。苏联作为相对落后的国家，此时迅速工业化，快速致富，这种经济强势给中国知识界极大的震动。经济的动因促使中国知识界对苏联、对社会主义这种发展模式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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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2002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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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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