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观点 >> 学术理论 >> 新论摘要 2003年4月24日08:57


劳动力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中国“民工潮”现象透视(之一)

陆子修

    

  编者按

    很难说是谁第一次提出了“民工潮”的概念,但没有人会忽视“民工潮”现象。

    对于“民工潮”现象该怎么看?积极的态度认为这是农村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一步;消极的观点会认为这是劳动力的无序流动,可能带来城市管理、就业安排等等方面的负面影响。然而,很少有人从历史背景、形成原因、发展趋势以及农民工对经济的重要贡献等方面全面地、认真地分析解读“民工潮”现象。为此,本版从即日起分三次刊发陆子修先生对中国“民工潮”现象的分析文章。陆子修先生长期从事农村劳动力资源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并颇有心得地提出了一些观点、看法以及研究问题的角度,或可为关心“民工潮”现象的读者提供有益的启发。

    一向“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绵不断地爆发出大规模外出寻找就业机会的“民工潮”。据统计,现在全国常年外出务工经商人数多达8600万,其中今年以来新增600万,全国处于流动状态的农业人口已近1.3亿,相当于日本总人口。流出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来自农产品主产区的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以安徽为例,2001年,全省农村劳动力2821.5万人,流动劳动力在外地的时间,按超过半年计算,就有513万人,如果把短期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计算在内,全省外出农村劳动力有800万以上,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3%。在流动劳动力中,男性占57.4%,女性占42.6%,男女性别比为134.6∶100。从年龄结构看,20-34岁人群占流出劳动力总量的54%,40岁以上的人群则呈递减趋势。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并有一定专业技术专长者正在大幅度增长。据人口普查资料,外出劳动力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6.7%,约有30%左右劳动力有过专业技能培训经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二、三产业,占劳动力流动量的97%,其中第三产业占52.5%。安徽外出劳动力中有68%在民营企业就业,其中有4.4%已在流入地脱颖而出成为私营企业主,甚至成为拥有资产上亿元、上10亿元的企业家;成为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已占到了7.6%,自谋职业、从事营销经营、充当自营劳动者等占17.7%;大部分人则为各类企业和家庭的雇员。

    如何正确对待“民工潮”?江泽民同志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就业和跨区域流动,是沟通城乡经济和发育要素市场的必然要求,各地要适应这一趋势,加强引导和管理,不能简单封堵,更不能采取歧视性限制政策。”今年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公正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工作方针。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指示和中央的16字工作方针,切中要害,具有深刻的针对性和广泛的指导性。然而,不少地方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仍然处于很不认识、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状况。因此,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揭示“民工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客观必然性,积极调整和完善农民非农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统一思想认识,纠正歧视性限制政策倾向,落实中央提出的工作方针,已是从中央部门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一项紧迫工作任务。

    “民工潮”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89年。这一年,春节铁路客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引起了各方面关注。

    老子曾说过,“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也为我们构勒过一个乌托邦似的“世外桃园”。显然,无论是老子,还是陶渊明,他们崇尚的都是封闭、寡闻、与世隔绝,对于迁移和流动,当然不可能去赞成。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小国寡民也好,世外桃园也罢,都是农耕文明土壤生长起来的思想之树。在这样的思想熏陶下,中国农民安土重迁,长期固守于土地和家园。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耕,日落而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故土的迷恋和坚守,使他们拒绝外面的世界。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束缚着农民。在以农为本的国度里,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恪守农业立国的方针。他们颁布法令把农民死死地捆绑在土地上,甚至不惜采取严厉的手段,打击商人和各种“不务正业”的做法。然而,社会在前进。18世纪的英国首先爆发了工业革命,它吹响了人类进入世界性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号角。此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在19

    世纪和20世纪相继发生,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促使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1840年,鸦片战争的惨败,强烈地震撼了中华民族。为了应对西方的挑战,中国的现代化艰难地启动了。百年风雨,百年沧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新中国的建立,我们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始终充满了曲折。建国之初,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按照苏联模式,国家确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排除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外。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适应低经济水平下的高积累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国政府采取了限制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人民公社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城市劳动工资控制程度以及限制劳动力资源、人口在城乡和地域间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使农民

    失去了财产权和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一方面是高生产率、高工资的城市工业部门,一方面是低生产率、低收入的传统农业部门,这就是长期主导我国城乡的“二元经济”、“二元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人口流动的空间十分狭窄。封闭的体制,禁固着人口的流动,也禁固着人们的思想。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人

    口流动是任何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中国亿万农民大范围的跨区域、跨行业的流动就业,华夏天下太平,城乡欣欣向荣,是对城乡“二元经济”、“二元社会”结构发起的总攻,是农民获得一次次解放后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军的革命。

    (一)农村改革的成功是“民工潮”形成的根本性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一方面打破了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劳动管理体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农户在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就业和收入的权利,从而使农业劳动力由过去的“隐性剩余”转化为现实的“显性剩余”,同时也获得了劳动力自由支配的流动权力;另一方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

    产量大幅度提高,由长期短缺变为供求平衡、丰年有余,改变了粮、油统购统销制度,基本上能够满足进城就业农民食品供给的需要,这就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保障。

    (二)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体制改革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民工潮”形成的重要拉动力量。在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沿海地区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吸引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随着城乡经济发展的深化,逐步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二、三产业,进一步拓宽了农民流动就业的空间。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推动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迈上了快车道,外商投资、个私经济等非国有经济部门快速成长,进一步扩大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并显示出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的多向性和市场配置人口资源的多样性。

    (三)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民工潮”形成的直接动因。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布取决于产业结构和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结构。恩格尔系数提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因而大部分农产品都是收入弹性低于1的商品。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就业结构来衡量,一个国家,随着向现代社会的演变,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份额不断下降是一个普遍的趋势,这已经被几乎所有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所证实。与国际“标准结构”的比较表明,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的国家,即高生产率、高工资的城市工业部门与低生产率、低收入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经济结构中存在着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压抑了经济的增长,因而调整结构偏差就意味着生产力的解放,这种调整自然也就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与城市和农村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一直是低的。由于农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价格弹性不足,产量增加会导致价格以更大的幅度的下降,从而使农业出现“增产不能增收”的现象。因此,在农民依靠农业致富面临着市场有限性和资源有限性的双重约束下,部分头脑灵活、敢于冒险的青年农民率先离开了农村,进入城市或其他地区寻求就业机会,是顺理成章的事。

    (四)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是“民工潮”形成的体制性原因。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在“三个有利于”的思想指导下,人们重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承认了劳动力的商品属性,为劳动力市场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城乡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食品供给状况的逐步好转,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政策在改革中不断推进和完善,特别是在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经历了从最初限制流动到允许流动,从控制盲目流动到实施有序化流动,直到实行城乡统筹就业,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一体化。这一政策演变过程既适应了改革实践的需要,又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更是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时俱进重要特征的体现。

    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一种文明,只有具备挑战———应战能力才能永续发展。用这一观点考察中国“民工潮”现象,开始是以民工团军对城市文明的挑战,外来人口的流入必然会将其乡土文化的带入,由碰撞与冲突到逐步适应、融合过程,进而不断带来了新的创造和繁荣,人们把“民工潮”由贬到褒,成为新时代的一种文明加以肯定,扶持它健康成长,形成社会的共识,是历史文明的一种进步。

    (作者单位: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2003年4月24日
(责任编辑: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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