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究竟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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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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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谈文化大革命，意味着中国人告别那场噩梦已经快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人们多半会不假思索地把它称为十年浩劫，说它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现在突然有人著书立说（见《读书》今年第一期：《书写历史：〈高家村〉》），称以上看法是“精英们制造的历史”，据他自称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写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却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达到最好的黄金时期。作为文革的经历者和研究者，我倒想和这种看法辩驳一番。
如果要辩论的话，作者已经把自己放到了极其有利的地位：他说的是自己居住了２３年的村庄的事，他只是说高家村的历史证明文革好。谁有那功夫去高家村住上２３年，再来摆事实、讲道理？幸好，作者还是道出了他的理论立场：“ 写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发点不同会写不同的历史。”看来，我和作者还是有一点共识：对同一件事，立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作者说：“‘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入学。”这不禁使我想起，文革中隔三差五地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把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成（都）昆（明）铁路的通车、氢弹爆炸成功等等都归功于文革。但事实上，这些事情是早就可以完成的，是文革使计划的完成一拖再拖，经费再三追加，工伤事故恶性加剧。作者为什么不反过来问一下，为什么建国近２０年，高家村竟然连小学都没有呢？我们不是一直在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作者不是反复讲文革前的“毛泽东时代”如何使教育水平提高了吗？除非你认为高家村的人只配当文盲，儿童能读一至三年级纯属锦上添花，甚至皇恩浩荡，才会把这件事当成文革的伟大成果来宣传。我疑心作者确实持有这个标准，因为他说，高家村的村民“不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地得过好日子”。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下乡时（１９６９年，正值文革期间）见到农民一贫如洗的震惊，但开忆苦思甜会时，一个老农妇歌颂“幸福生活”竟说：“感谢政府每年发一丈布票给我，使我有衣穿。”
提起忆苦思甜会还使我想起，开会前书记使劲打招呼：“这次是忆１９４９年之前的苦，千万别忆成１９６２年的苦！”但几乎每个老农都要说到公社食堂化时期他们吃不饱，饿死人，说这是刘少奇使他们受苦了。只是文革之后我们才知道，正是刘少奇为矫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触怒了毛泽东，使他在文革中被打倒。可见，吃不饱是农民的亲身经历，不会错，但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农民却可能大错特错。现在，作者说高家村的人认为文革有多么好，是每个人都这么说，还是一些人这么说？说这种话的人明不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可能，是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农民头上？
作者把文革说得样样都好，而把改革开放分田到户说成是“不伦不类的私有化”，对提高农民生活毫无助益。我倒想和作者打个赌，问问高家村的农民：“ 你们愿不愿意把分到手的土地交回去，重过‘一大二公’、学大寨的日子？”这位自诩为站在贫困农民立场的人，敢和我赌一把，拍胸脯说乡亲们一定愿意回到文革，回到他所谓的“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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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1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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