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观点 >> 学术理论 >> 专家访谈 2003年2月13日10:4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条铁则
    

  本期《话题·焦点论坛》

    主持人:刘立志

    特邀嘉宾: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李步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士平(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冉井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制原则,在我国曾受到过长期的严厉批判。拨乱反正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如何确立的

    主持人: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实际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是一个古老的原则。那么,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它是怎样最终确立下来的呢?

    冉井富: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关于平等的观念。例如,亚里士多德曾提出,法律应具有平等的品质;在西欧封建社会,基督教认为一切人都具有原罪上的平等,人人都是上帝的选民。

    朱景文:但这些观念和我们现在所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有很大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平等是穷人不占富人的便宜,两者处于同样的地位,谁都不作对方的主宰,但奴隶是不算人的,自然也就不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现在所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在中世纪后期,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洛克、卢梭等人提出来的。这种平等观念要求废除等级和身份特权,但是对财产、出生、教育、天赋等因素造成的实际不平等却不予以关注。按照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这种平等只能称为形式上的平等。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这一原则被确立为资产阶级法制的一项重要原则,并用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其后的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一般都有这一规定。

    李步云:在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一些关于法律平等的观念和理论,例如,“法”字本身就包含有“平之如水”的含义;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等。但更多的却是处处可见的不平等现象。“刑不上大夫”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点,而作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就更是凌驾于法律之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是由清末民初的进步思想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这一原则在中国第一次被规定在宪法中,是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临时约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也一直肯定这一原则。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次将这一原则规定下来:“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954年,法律平等的原则被庄严地写进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上世纪50年代后期,人们给这一原则戴了两顶帽子:一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法制原则,我们不能用;二是认为这一原则没有阶级性,是主张“革命与反革命讲平等”。这一原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了批判的对象,因而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均取消了这一原则。直到1982年,法律平等原则才重新写入宪法。实践证明,不能说凡是资产阶级提出来或使用过的概念或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旧法观点”,不能使用。

    在我国,坚持社会主义法律平等原则,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树立国家主人翁责任感;其次,它鲜明地反对法外特权,防止特权思想和特权作风对我们干部队伍的侵蚀;第三,它鲜明地反对法外歧视,有利于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第四,它要求人人都严格依法办事,既充分享有他们应当享有的法定权利,又切实履行他们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应有权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含义有哪些

    主持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写入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中,那么,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冉井富:平等一词,最直接的含义就是相同的情形相同对待。比如说,对于公务员的职位,大家都有权竞争,并且都根据一个既定的、合理的标准竞争,这就是一种平等;再比如,在买卖关系中,一方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强买强卖,这也是一种平等。当法律宣称并维护这种社会关系时,这就构成了法律平等。

    朱景文:从这个角度看,法律和平等问题存在着一个辩证的关系。任何法律都不是绝对的平等或绝对的不平等,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分类以后的相同对待和区别对待的统一。举个例子来说,假定法律规定,只有具有大学本科文凭的人才能竞争公务员职位。这里就既包含了相同对待,也包含了区别对待。相同对待是:凡是“具有大学本科文凭的人”这一条件的人员,都具有“竞争公务员职位”这一权利;区别对待是:不具备该条件的人员则不享有上述权利。正因为区别对待不可避免,所以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是否区别对待,而在于区别对待的分类标准是什么以及这一标准是否合理。

    冉井富:某种分类是否合理,取决于人们关于什么是公正和平等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形成和经济发展的水平、阶级分化的状况、文化历史传统等密切联系,受其制约。当法律的区别对待与人们关于什么是公正和平等的观念相冲突时,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便是不平等的。

    朱景文:是的,分类标准是有时代性的,古代的分类标准和现在相比就明显不一样。恩格斯曾说,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公民、罗马的公民和广义的罗马臣民,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一个时代所谓公正的分类标准必然与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或主流的公正观念相适应。但是在相对性中又存在着绝对性,在不同的标准中,也有一致的一面。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上人权问题的交流与对话的开展,已经形成了一些关于权利的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分别被写进了不同的国际人权公约和区际人权公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基本原则是最低限度的,是当今各个文明社会的法律都应当遵循的。

    冉井富:这些基本原则概括起来,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基本精神就是禁止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信仰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原因享有特权或遭到歧视,禁止将这些因素作为法律区别对待的分类标准。

    朱景文:更具体地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1)任何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都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2)公民的合法权益都一律平等地受到保护,对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予以追究,决不允许任何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3)在法律面前,不允许任何公民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任何人不得强迫任何公民承担法律以外的义务,不得使公民受到法律以外的惩罚。这三个方面合起来,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完整理解。

    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认识上有哪些问题有待深化

    主持人: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同的人在理解的程度上会有所不同,即使在法学专家那里,也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包括立法上的平等,怎样认识法律平等与事实上的平等之间的关系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该怎样看?

    李步云:我个人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指的是在实施法律时,即司法、执法、守法上的平等,这并不意味着公民在立法上也一律平等。首先,在我国,那些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无权参与法律的制定;其次,社会主义法律是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表现,我们在制定法律时,明确保护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都是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并不反映少数敌对分子的利益和意志。社会主义的法律剥夺少数敌对分子的政治权利,也表明法律本身并不是对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也就是说,并非任何人都享有立法权。

    冉井富:刚才已经谈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一个区别对待的问题,符合标准的人相同对待,不符合标准的人区别对待,如果分类自身是不合理的,那么法律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而一个不平等的法律,即便得到严格的执行,其结果也是不平等的。所以我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包括立法平等,只有立法平等,然后严格执法,法律的平等才能实现。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被剥夺这一权利之前是享有法律规定的立法权的。

    至于法律平等与事实平等的关系。我认为,法律平等与事实平等在现实中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却不能完全平等地享有这种权利,通常一个出生在上海的儿童要比一个出生在西部农村地区的儿童能够更好地享受这些权利。

    刘士平:在司法活动中,也存在这种现象,比如法律平等原则不允许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更不允许在适用刑罚上同罪异罚、有罪不罚或无罪乱罚。不仅司法机关办案要实行这一原则,行政机关执法也要实行这一原则。事实又是如何呢?据报道,某中级法院近一年多时间受理各类行政案件700多起,竟没有一位行政长官出庭应诉。它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对法律的模糊认识,一些人思想上还没有真正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还没有把自己从“官”的位置上放下来,甚至还残留着“官贵民贱”的思想。

    朱景文: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种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之间的不一致。一方面是法律虽然平等地规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被严格地执行。另一方面,这种不一致是由法律平等自身的局限性造成的。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地位的平等,一种权利和资格的平等。在这种平等之下,所有的权利、机会、利益都平等地对所有人开放,人们都享有平等的地位和资格去竞争这些权利、机会和利益。有人将这种平等称为机会平等。但是机会平等只能保证在权利争取中的起点相同,而不能保证人们实际获得的利益和地位相同,即不能保证结果平等,因为要使权利和机会变成现实的利益,还需要一定的手段和途径,而个人所具有的手段和途径是受各种现实因素影响的。由于机会平等不能保证人们获得事实上的平等,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实现事实平等也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目前,一方面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坚持形式平等,这是实现事实平等不可逾越的阶段;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差别对待原则,对那些由于市场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各种“困难群体”和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贫困地区,在法律上和政策上给予特殊待遇和特殊保护。

    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难点在哪里

    主持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一贯追求的目标,当前实现这一目标的难点在哪里?

    朱景文:对于今后我国如何全面推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十六大报告中有明确的论述,这些论述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反对特权,惩治腐败,维护法律的权威;二是改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保护困难群体,促进社会的实质平等。这既是今后工作的重点,也是工作的难点。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存在一定的矛盾,我们今后的任务,主要是保障形式平等,在此基础上,再促进社会的实质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平等的原则还可以从法制领域延伸到其他制度领域,例如在分配制度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进行制度选择时,首要的是考虑效率,考虑发展,只有社会发展了,平等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虽然是一种结果平等,消除了一切偶然因素的影响,但是缺乏效率和活力,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来源:《北京日报》 2003年2月13日
(责任编辑: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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