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观点 >> 学术理论 >> 专家访谈 2003年2月21日09:46


  对于广州,这次事件也许是一场阵痛,对于其他城市,广州事件却应该是一记警钟。吃一堑,长一智。如果做不到这点,我们将不得不时刻担心“下一次”。下一次,恐惧将因何而起?下一次的恐惧,将袭击哪座城市?
不设防的城市不堪一击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采访整理/本报驻京 记者 南香红

    

    只有自己救济自己

    这种突发性事件的出现已不是一两次了,比如天津扎针事件。市民的反应一般都是过度的和非理性的。为什么?

    这可能折射出社会上一种不确定心态的上升,这种不确定心态不是这一两年才出现的,而是随着中心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分层而有加剧趋势。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一项调查也反映出这一点,当问及你的未来生活会怎样时,有四分之一的人选择:不知道或不确定。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的人们相信未来生活会更美好。

    这种社会不确定心态最容易是过度反应的基础。

    突发事件考验政府能力

    社会不确定心态的上升,和社会托底机制不完善有关。我们平时讲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实际上就是社会底层的人遇到困难怎么活下去的问题。而中国的社会托底机制从来都不健全。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自己去买板蓝根、白醋,进而抢购粮食?这是一种强烈的过激反应,大家都想靠自身的努力活下去,而没有人寻求社会救助。这就反映出社会没有托底机制时,个人内心的生存焦虑和孤独无助。中国的传统社会向来温情不够,中国历史上没有战争的时间大概只有400年,而400年间真正的太平盛世也只有200年。因为社会从来就没有托底机制,中国的百姓从古到今凡是遇到灾难一般的心理都是只有自己救自己。

    这件事也反映出政府危机事件反应机制尚不够灵活,中国的情况是如果预见了危机,我们的政府就处理得好,如果是突发的和难预见的,政府危机反应就相对显得较弱。

    例如天津的扎针、北京2001年的大雪,由于政府没有预计到事件的后果,造成相当大的恐慌。而1990年代几次大水灾,因为预计到水灾之后的防疫工作,因此疫情控制得很出色。北京2001年下雪特别糟糕,到2002年下雪,下得还特别大,反而一路畅通,因为北京市政府有了准备。危机发生、评估、应急、处理一套模式中,政府在评估、应急这两个环节往往相当薄弱。这次广州事件,专家们都聚集在一起了,政府也做了调查,但是没有预计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危机反应机制明显地不及时。

    中国城市大多不设防

    中国城市基本上是不设防的城市。城市是有序和文明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越有序化的组织越容易遭到破坏。高速公路撞车会是一大串,村子里两辆牛车撞半天也没什么关系。高度组织化的大都市一定是要有危机反应机制的。

    假设不只是一种非典型肺炎,而是一家医院或者研究机构的病菌病毒培养皿在运输过程中破裂,而目前没有合适的处置办法,那么整个社会都会引起震动。现代都市一旦发生疫情,后果非常严重,不可预计。

    我们还能设想到其他的城市危机。例如对交通枢纽的人为破坏、通信线路和城市水源的破坏等都是可能发生的。例如北京水源依赖于密云水库,对这种水源的污染和破坏有没有防范机制?如果遭到破坏北京能够支持多久?靠什么支持?这都是要考虑的。危机反应机制要求政府建立一个高效的常设部门,具有和防疫、环保、防洪防旱、灾害处理等千头万绪各自为政的政府职能部门进行日常的和应急的快速沟通、协调和共同运作的能力。没有危机感和危机反应机制的城市,只能是坐以待毙的城市。

    我不认为我们的智慧比过去多多少。可我们的城市比过去却更加脆弱了。没有防范机制是不行的。记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还有防空演习、防地震演习,但现在城市中很少看到类似的演习了,为什么一年中不能花一两天来做这样的事呢?起码孩子们看了会有一个印象,大人们会告诉他们危机来了可能会发生什么事,该怎么去做。

    迟钝的反应

    即使城市设防了,这个防护网能否有效地起作用也是一个问题。

    第一是对民众的智慧估计不足。和广州相反的一个例子是1980年代上海毛蚶引起的甲肝大爆发。实际上甲肝流行得更快,来得更猛。但当时政府的处理还算是相当有效的,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并且充分相信公众的理解能力,充分进行了信息公布,到处宣传防治防范办法,集中发放免费的预防和治疗药品。现在资讯和物流都比过去更顺畅了,为什么这一次我们做得反而比十几年前差?起码是因为没有在第一时间进行信息公布,没有及时的正确的适当的声音出来以正视听,大家只好就谣言来偏听偏信了。

    城市应急机制能不能起作用,第二是要看我们社会组织化的程度。中国社会组织化程度相当低,在城市体现为社区建设弱。当疫情发生时告诉市民进行防范、药品的发放都是要通过社区等基层组织进行的。广州事件中,社区医院、社区医务人员和社区志愿者都没有扮演足够重要的角色,没有发挥足够的力量。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以行政组织为主,而民众自发组织的力量没有行动。至于中国农村,组织化程度更低,发生危机事件时简直只能听天由命。

    重新认识国家安全概念  

    我们应该对国家安全概念进行重新认识。通常认为国家安全是国防安全、外交安全。我们把这种安全概念称为传统安全。而相对的非传统安全是社会稳定,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这些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旋律,那么传统安全受到破坏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非传统安全却受到时时的挑战。非传统安全和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相关。它可能是由疾病引起的,可能是爆竹厂、化工厂出事引起的,可能是环境灾难引起的,可能是突然的大停电引起的,也可能是个别人恶意的反社会的行为引起的,中国的生态安全和能源安全也让人担忧,这些和百姓能不能过上平安的日子密切相关。

    广州事件应该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只是我们没有把一系列的事件串起来看,也从来没有一个体系性的危机反应机制来处理这样的事情,这才是让人最不放心的。 


来源:《南方周末》 2003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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