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观点 >> 学术理论 >> 专家访谈 2003年2月21日09:48


亡羊补牢,还是未雨绸缪?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柴子文

    

   我也被震住了

    南方周末:您如何评价此次广州的恐慌?

    周晓虹:先谈一下我的感性认识。很凑巧,我11日早上到达广州。火车上就有人不断接到手机短信,讲广州发生的病情,讲广州已经死了100多人,都在传,我就在笑。我有双重的免疫能力:第一我自己本科是学医的,如果真像讲的那样满天的空气里面都有这种病毒在传染,那么倒下的就不只是100人了,就像毒气过来一样,有几万人就倒几万人。第二,我是做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知道一般一个流言要传起来大概性质是什么样。但是,我这么好的心理抵抗力,一下火车,还是被震住了,什么原因?因为所有的公安干警和军人都戴着口罩……

    南方周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周晓虹:这是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告诉你这个地方很危险。因为我们知道,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一般是不会戴口罩的。我从小在部队长大,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军队的橄榄绿的口罩。普通百姓自己带口罩,我可以把它判定成个人的一个非理性行为,但是,军警戴口罩就不一样,因为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军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向公众表达了这样一种信息,即这个事情很严重。

    公众:不合理与不合作

    南方周末:您到达广州的当天上午,广州市政府就召开了相关事件的正式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实际情况。很快谣言就止住了。

    周晓虹:是这样的。谣言的出现一般有三个过程:磨尖、削平、同化。磨尖,就是说传播者会把信息里面最有意思的部分凸现出来,那么这次事件中的汽车司机感染病毒、医生感染病毒,就被凸现出来。感染以后是否就真像流言所说的很快就死亡了?———也许并不是这样,但是公众不知道信息的真相,他们就会去“磨尖”信息,无意中就把信息放大了。第二是“削平”,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去掉那些明显不合理的东西,使得编造的信息就越来越像真的。而“同化”是指,流言和谣言传播跟我原有的经验达成了某种一致,比如军警戴口罩,就和我原有的经验(就是军警一般不戴口罩)相一致了。

    南方周末:从这次公众的反应看,是不是可以称为公众恐慌?

    周晓虹:公众的恐慌就是公众在非常规状态下作出的一种不合理和不合作的行为发应。就此次事件而言,非常规状态就是出现了“非典型肺炎”,公众的反应从“不合理”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家都去抢购板蓝根、白醋,后来还抢购食盐、大米。中国从改革开放到今天,食盐和大米不可能出现断档的,这明显地不合理。而“不合作”的表现呢?一旦出现了抢购,人们就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自己家里去,公众原有的正常的合作被打破了,你就会发现一个结果:越是抢购,东西就似乎越紧张。道理很简单:因为出现抢购了,商店为了有东西卖,它就限购,限购就又刺激大家的反应:你看,肯定没货了,不然他怎么限购啊。反过来,这又刺激了抢购行为……

    我们丧失了很多机会

    南方周末:您觉得政府调查结果是应该彻底透明化,还是可以有所保留?

    周晓虹:这要看具体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公众本身的成熟度。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尤其是在缺乏信息渠道的时候,出现非理性行为的可能就很大。

    南方周末:可是公众的成熟度该怎样来衡量呢?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周晓虹:对,公众成熟度是模糊的概念,但是公众的成熟度是和事件的进程、公众获得信息的多寡变化相关的。比如,我在下火车之前那么成熟,下了火车我觉得事件的可怕程度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因为我从军警戴口罩这个细节得到了新的信息。所以,公众的反应是随时随着他得到的信息的多寡正确有所改变的。

    南方周末:您认为这次事件的教训之一是浪费掉了把事件陆续报道出来的机会?

    周晓虹:对,问题就在这!实际上最好的方式就是陆续地慢慢地报道出来,这就类似于社会学上讲的“安全阀”,让气一点点地出,比不让它出或一下子出,要安全得多。

    事实上,“非典型肺炎”在年前就出现了。我们可以在一个月前连续地不断报道这个消息,一个月前就已经有的事情,那就可以陆续地报道出来。

    信息与行为不对称

    南方周末:但是,当时人们也许很难预见到事情后来的演变。

    周晓虹:所以,危机的“辨析”也很重要。

    辨析的主体对于城市来说就是政府,政府应该有能力去辨析,如果政府没有能力去辨析,单个老百姓的认识和判断是难免会出现误差的。

    辨析之后,接下来应该是分析危机、解决危机,在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对策。

    具体到这次事件来说,当开始出现抢购和流言的时候,就应该对这种危机立即作出有效的反应。如果觉得不能够报道非典型肺炎在广州以及广东流行的具体情况,那么就可以先传播相关医学知识。

    南方周末:您认为即使暂时找不到原因,也可以有效控制住恐慌情绪的扩散?

    周晓虹:这个还是比较容易控制的,比如对生病的人,可以控制他死亡的可能,对传播的人,可以控制他的情绪,再如,军警不戴口罩也是一种控制,就是政府要表现出气象来,给别人感觉是没有事情,或者这个事情不严重。而如果嘴上说没事情,但很多行为却给人感觉有事情,信息和行为不对称,老百姓的恐慌就增加了。这个过程很关键。

    广州事件的启示

    南方周末:那么您认为一些推波助澜的角色是不是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周晓虹:所有的流言和谣言,说到底是一系列人累加的结果,并不是哪一个人能造就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加了一点点东西,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是无意识的,并非一定要出于恶意才能达成。要想去追查流言和谣言的所谓“首恶分子”也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能为谣言承担全部责任,它是公众传播链条上的最后合力的结果。这个方面值得我们今后重视起来。

    南方周末:如果把这次事件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案例,您觉得对于中国的危机处理的现状,有一些什么新的启示?

    周晓虹:新的启示就是要迅速突破原有的框子,突破对“稳定压倒一切”片面理解。现在很多城市都是恨不得一有事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这种态度往往不仅不能最后“化”掉危机,反而使事情变得更加严重。其实,如果认为它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稳定,其实解决起来都是很简单的。因为谣言、恐慌和危机总有一个自然的周期,这个周期完全为我们留出了应对的余地。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脑子里的认识在作怪。 


来源:《南方周末》 2003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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