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观点 >> 学术理论 >> 学人档案 2001年7月26日10:41


先生风范 山高水长——忆唐弢先生

沈斯亨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鲁迅手册》,书中的不少材料常被我在写作时检索引用,每当展开这本凝聚着唐弢先生许多心血的书卷时,便想起了他那些悉心扶植,大力提携后辈学人的往事。事情还得从我进入文学所工作谈起。 

    1964年9月,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后,就被分到现代文学组(即后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室)工作,而组长(相当于后来的室主任)就是唐弢先生。当时,唐先生因患心肌梗塞住院治疗。9月中旬,我们新来的一些大学生前去探视。落座后,唐先生逐一询问了每人的姓名和毕业的学校以及有关情况。唐先生平易谦和的态度使我们很快消除了拘谨和局促,我说:“唐弢同志(在文学所,当面都称呼他为唐弢同志,背后则尊称为公),我在上海读中学时听过你主讲的文艺讲座。”他随即风趣地说:“那我们早就认识了。”然后又对我说:“听说你想去古代组,可是那边今年不招人。你就在现代组工作吧,因为我们组还管近代文学一段,毕竟与古代沾点儿边。”我心想,唐先生虽在病中,可事无巨细,他都一清二楚。我们起身告辞时,唐先生脸色略显庄重地说道:“等我出院后,有些业务上的事再跟你们好好聊一聊。” 

    我不知道唐先生要谈何事。没过几天,我们新来的大学生、研究生,便匆匆离开北京,奔赴安徽参加“四清”和劳动锻炼,历时一年余才回到所里,得知唐先生因第二次心肌梗塞而住院。过了几个月,他的病情已大有好转,组内一些同事和我前去看望。此时大家的话题集中于已经开始的“史无前例”的运动,谈了许久,唐先生转向刚从农村归来的我们,他说:本该在前年谈的事情还得讲一讲,不管今后情况怎么样,你们总得做研究工作,来所后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也不要急于求成,先得打好扎实的基础。这就要提倡甘于寂寞,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搞学术要力戒浮躁。现代文学研究同其他学科一样,还是要从掌握第一手资料做起,要阅读“五四”以后的各种文学期刊和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刊物,主要的报纸副刊,以及各种初版的集子,像《新青年》和《小说月报》这些杂志应该烂熟于心。唐先生的这一席话才算解开了存在我心中已一年多的疑窦,原来他是在引导我们步入正确的研究和治学的门径。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风暴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全国,我们都投身于“革命”,哪还有时间去阅读原始报刊。听组内比我早来的一些同事说,唐先生这方面有严格的要求,作为一条纪律规定,新来者在两年内不要写文章,集中时间去看第一手材料,并且做出编年史式的卡片,还要定期检查,谁不认真,做得不好,他就要批评谁。但我已无法得到这指教的机会。 

    我来所后先在唐先生领导下工作,后又在一个室内共事将近30年时间。他不仅反复要求我们重视和阅读第一手材料,而且身体力行,堪称表率。记得他在写作中有时为了核实一条材料,停止写作,亲自查找,或者请同事帮忙,甚至写信到外地找同行求助。他在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鲁迅论集》的《序》中说:“多少年来……我已形成一种观点,以为无论从事哪项研究,都要先做一点资料工作,亲自动手,整理辑录,这样大大地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使文章不至流于一般化。”确实如此,唐先生著作等身,下笔之前,往往“一言之立,数月踟躇”。他的著作视野广阔,材料翔实,博学多识,内容充实,论证严密,精见迭出,文体精美,一生写了许多佳作。到了晚年,尤多精彩之作,实在是我们后辈学人的榜样。 

    时序更替,物换星移,转眼到了1975年。这一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进行整顿。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所也恢复了业务工作。十年浩劫中唐弢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剥夺了工作和写作的权利,创巨痛深。此时他已年逾六旬,垂垂老矣,身躯多病,仍有许多工作等待着他去做。但他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这些后学,时光无情把人抛,我们虚掷了最能出成果的大好青春年华,进入了中年时光,可研究工作还未入门。作为现代组组长的唐先生忧心忡忡,五内如焚,为此而苦心孤诣地提出,全组投入编写一本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鲁迅手册》,藉此来熟悉鲁迅,提高写作水平和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从创意、策划到全书的篇章结构、组织实施和对书稿的精心修改,唐先生惨淡经营,不知付出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其间我承担了一篇《鲁迅的笔名》及另外一些章节的写作,但心中无底,反复考虑,心想何不去请教唐先生。他早年与鲁迅有过交往,亲承謦亥欠,亲聆教诲,且是鲁迅研究的权威,于是约定时间登门求教。坐拥书城的唐先生,正在书房内潜心写作,在案头上、沙发上摊开了各种书籍。见我进去,即停止了工作,像对所有来访者一样,亲切平易热情接待,让座和沏茶后,娓娓地谈起了鲁迅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使用笔名的情况,鲁迅一些笔名的寓意,以及有关的研究情况。他的循循善诱的言谈,使我茅塞顿开,深受启发。经过一段时间查阅资料,酝酿构思,写就了初稿,交给唐先生审阅。 

    约莫过了一周,一天早晨我出去散步,正巧遇见唐先生在夫人陪同下去医院诊病。他像往常那样面露慈祥的笑容,叫住了我说:“我正在看你写的稿子。”然后举出鲁迅的一些笔名的释义,问我何所据而云然。于是我就逐一作了说明。他时而点头,时而微笑,时而沉吟。谈了一会,匆匆别过。我目送着他迈着略显蹒跚的脚步和他的渐渐远去的背影,心想:像他那样的学术权威和现代组的领导,完全可以也有权对我这初学者的不成熟之作加以斧削和改写,却还要来听取和征求我的意见,他为人的谦和诚笃,工作的周到细致于此可见一斑。没过几天,他把改就的稿子退还给我,让我过目,并附一短简说明有关修改情况,并指出,鲁迅的有些笔名至今未能作出释义,与其像现在有人因趋时而穿凿附会,还不如空在那里,不必勉强去解释为好。充分显示了他反对曲学阿世,坚持务实求真的学术品格。我翻阅稿子,只见他在不少地方写了密密麻麻工整的楷体字,不少笔名释义采纳和吸收了我初稿的内容,增删调整了一些笔名。他改动和另写之处,所用材料为常人所少见或未见,行文言简意赅,征引广博,见解精辟,表现了他学殖的深厚和治学的精审,令人心折。后来《鲁迅手册》只出了个试编本,未能正式出版,但通过编写,为我们将来从事研究项目作了一次有益的练兵。 

    前述的几个集体项目完成以后,我即投入文学研究会如鲁彦等一些作家的研究。80年代初,曾编选出版了《鲁彦散文选集》,书前附有一篇一万余字的序言。鲁彦是唐先生的同乡,他对这位现代作家自是喜爱。我即将此书送呈唐先生。过了几天,我去逛王府井新华书店,与唐先生邂逅。他是国内学者中有名的藏书家,平时爱书嗜书如命,珍贵书刊庋藏宏富,我在书店里不止一次瞥见他的身影。那天我与他一起走出书店,坐在街边小憩时,他说:我看了你送的书,序言写得不错。“文革”前和时下不少人习惯于从社会学角度对作家作品作政治和思想的评骘,而你却抓住了鲁彦散文的创作特色,注重深入细致的艺术分析,得出鲁彦散文创作风格的特点是可信的。我说:你过奖了,我总觉得序言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他稍作沉吟,背诵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句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研究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理会他的意思,是在勉励我多看些理论书籍,以加强评论的理论锋芒。我顺便问了一句:你那么忙,还来看我这稚拙的东西。他说:室内来得较晚的所出的研究成果,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可见唐先生虽已不当研究室的领导,但仍一如既往地在关心着我们。 

    这番对话过后,我也没多放在心里。到了80年代中,所里有一次给部分研究人员评高级职称,评完之后几天,我曾打电话问身为所学术委员的唐先生,通过的名单上有没有我?他立即答道:你耐心再等几天吧。我暗忖,唐先生的嘴真紧,一时不该说的别人一句话也休想打听出来。此事过去了几个月之后,当时的文学所所长在一次与我闲聊时说起,上次评职称时唐弢先生很欣赏你的代表作,在评委会上曾为你呼吁,使不少评委感到意外,你的票数因此而大增。我听到此言,也同样感到意外。我自知与唐先生虽有交往,但交谊算不上深厚,再说评职称之事,我想都没想过找他谈。不用说,自然他是出于一贯关怀后学的爱心和公心,把它视之为自己分内之事,无足挂齿,所以从来没有跟我谈起此事;我也一直没有向他表示感谢,只是默默地永存于记忆中。由此扩而言之,所内外乃至全国文化学术界不知有多少晚辈承受过他的扶持和教泽,他实在是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奉献给了后辈学人。纵笔及此,我想借用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末尾的话作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中华读书报》 2001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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