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观点 >> 学术理论 >> 学人档案 2001年10月27日05:24


择善而固执  上下而求索
何兹全的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
    
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

    □马宝珠

    出生于1911年的何兹全,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与教学中,他淡泊自守,孜孜以求,在史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史学思想。

    不倦探索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何兹全着力最多的领域。他长期潜心于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于1989年完成了近50万字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学界称这部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论著”;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标志着中国史研究最新水平的新书”。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对中国文化的根源、走向、主流、未来等,也有许多深入的思考。其基本观点和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是史学界讨论多年的重大问题。何兹全在系统而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汉魏之际封建说”。他的这一思想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50年代,发表《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一文,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沉寂多年的史学界重新开始活跃起来。1979年第1期的《历史研究》发表了他系统阐述这一观点的文章,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认为,第一,自战国以来繁荣的城市经济到汉魏之际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此后的几百年中都没有恢复过来。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形态从交换经济演变为自然经济;第二,社会上占大多数的人的身份也从自由民、奴隶,变为半自由且隶属于主人的部曲、客等依附民阶级;第三,社会的中心问题已不再是土地兼并,而是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荒芜、人口减少和依附关系加强而出现的人口争夺;第四,半自由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更加紧密,地著问题得以解决。这四个方面是中国古代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典型现象,也是其“汉魏之际封建说”的主要依据。“汉魏之际封建说”从20世纪30年代萌芽到70年代末得到系统而全面的阐述,何兹全在对中国社会形态更替的深入研究中体现的执著精神、求实态度深为同行所赞许。与“汉魏之际封建说”相联系,何兹全提出战国秦汉古代社会说,认为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而战国秦汉是中国的古代社会时期。

    探索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何兹全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思想,提出了中国国家的出现应在春秋战国之际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从萌芽到产生有个过程,不是氏族制度一分解、有了阶级,就是阶级社会了,国家就出现了。盘庚以前的商和夏属于氏族部落联盟时期。盘庚到东周初是氏族部落到国家的过渡时期,但氏族组织仍是它的社会基础。在部落联盟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早期国家”的概念。他从阶级分化、土地制度和国家形式三个方面阐述了春秋战国前作为“早期国家”的依据,认为这一时期社会仍以氏族部落为单位,还没有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氏族内部虽已有阶级分化,但矛盾还没有尖锐到出现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王的地位已经突出,有了王廷和群僚;氏族部落向真正意义的国家过渡,逐步接近国家,可以称之为早期国家。

    开创寺院经济研究和兵制史研究。寺院经济和兵制史是何兹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两翼。他认为,中古社会是中国的封建社会,而寺院便是这个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中古时期的寺院不但是宗教的组织,也是政治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封建关系。因而,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寺院经济,具有独特的价值,有助于全面考察中国社会的构造,了解中古社会的性质。从1934年9月何兹全发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把佛教社会和寺院经济纳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之后,几代学者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成绩喜人。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何兹全主编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一书,反映了他开创的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对兵制的研究,何兹全同样倾注了很大热情。1935年发表《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一文,成为他研究兵制的开端。在文章中,他提出三国时期的州郡领民、屯田客、军户这三种领民是分籍分属的,属于不同的行政系统之下。就其身份地位而言,州郡领民为最高,屯田客次之,军户最低,进而廓清了三国以后具有社会显著特征之一的人口分割的基本概况、生产关系情况以及领民的社会作用和地位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何先生的兵制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一步。《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十六国时期的兵制》、《孙吴的兵制》等论文就孙吴世袭领兵制等问题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证明了十六国兵制是对魏晋制度的继承、北魏前期兵制是部落兵制后来受到汉族兵制及十六国兵制的影响、府兵制与北魏前期部落兵制有渊源关系等。在兵制史研究中,何兹全善于揭示制度的发展变化,总结制度变化的规律,从而使纷繁复杂的古代兵制变得清晰明确。

    择善而从形成独特史学思想

    何兹全的史学思想既带有中国史学家群体的特征,又有其鲜明的个性。“择善而固执,上下而求索”,就是他史学风格的高度概括。

    坚持唯物史观,执著而不教条。1930年,何兹全从家乡山东菏泽来到北京大学读书。在那里,他深受自由而严谨的学术空气所熏染。更重要的是,他得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并逐步将其确立为自己的史学指导思想。他曾诚恳地说过,在他读过的书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等。这些书使他懂得,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他在总结自己学术生涯的《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中概括说,任何历史现象,从纵的方面说,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点;从横的方面说,都是当时全面形势中的一环。不了解历史发展大势和当时社会全面形势,就不能真正认识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的本质。而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根,离开唯物史观,学问就是漂浮的,就会本末倒置。何兹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而不是教条。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科学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要执著而不教条;反映在史学研究上,就是要尊重史实,努力创新。可以说,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史学实践,是何兹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首要条件。

    重视理论与史料并重、宏观与微观结合。何兹全始终对理论表示出极大的热情。他说,“要紧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也可以学,而且越学越能丰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越学越会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高明。”无论是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独到见解,以及魏晋封建说的提出,还是他的寺院经济研究、兵制史研究,都涉及到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国家的起源、交换经济、农奴制与封建社会的关系以及专制主义等。他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精神考察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寻找历史规律,既不生搬硬套,也不盲目附和。同时,何兹全非常注重史料,主张让史料说话,从中引申出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他重视宏观研究,倡导从世界史的大视野出发考察中国历史,强调以发展和全面的角度观察问题,同时指出微观研究不可偏废。

    关注史学的普及与提高。像许多历史学家一样,何兹全也非常关注史学的社会意义。他提出,历史学有两个使命:一是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真实和客观发展规律,二是把这些认识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他认为,历史学的提高是重要的,这是历史学不断前进的标志;历史学的普及也是重要的,它关系到个人文化修养和民族文化素质的水准。“对于普及,我特别有热情。”这句话反映了何兹全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心迹与热忱。  

    《人民日报》 (2001年10月27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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