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观点 >> 学术理论 >> 学人档案 2003年2月17日13:40


“计划与市场”争论中的吴敬琏

柳红

    

  1988年9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后,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再起。到1989年6月之后,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姓‘社’姓‘资’”的争论。

    与“计划取向”论者的初次交锋

    1989年11月7日上午,在中南海中区西楼大厅,吴敬琏参加了一个会议。在会上,财政部财科所的一位同志发言认为,政治风波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诸侯经济等等这么多问题。紧接着,吴敬琏发言说,自己对许多现象的看法和这位同志的观点很相似,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与其的距离很大。这位同志马上大度地表示,大家来会诊,交交锋,希望这次不要客气,理论问题不要客气。

    吴敬琏首先说,对于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冷静的思考。人们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为什么还有不满?接着,他分析了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三大社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主要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改革的问题则是不明确到底要把原来体制下的哪些东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不清楚。改革初期走放权让利的路,用承包制等方法“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50年代就搞过。应当用新办法,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如果按放权让利的思路搞下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恶果。

    反驳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和“改革急于求成”造成的流行看法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和“改革急于求成”造成的流行看法,吴敬琏发言表示不能同意。他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是天生的平等主义者。因此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平竞争立法上就规定不能有任何价格和其他歧视,而不能像在价格双轨制下那样,有批文的和没批文的、有权的和没权的价格不一样。那不是市场经济原则。双重体制下的经济既是货币经济,又有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于是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这才是目前腐败蔓延的原因。最后当吴敬琏推荐香港汇丰银行一位经济专家的文章,介绍到作者说股份公司只是一种管理形式,它可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时,财科所的这位同志打断他说,这一点我和你绝对对立。一上午的会只有他们俩人发言,大家参与争论。

     力主市场取向的改革

    1990年7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一些经济学家应邀出席,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财科所的那位同志还是打头炮,他的发言和去年的基调一样。吴敬琏又是第二个发言,针锋相对。他对这位同志说,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

    这时,又有一位同志接着吴敬琏的话头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吴敬琏提醒他,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个词不能用?这位同志又说正式文件里没有这个提法,既然正式文件里没有就不能用。吴敬琏说,大家都看了邓小平讲话的录像,既然他都认为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大逆不道了?

    也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的话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中央已经定了,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还是意识形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主张“计划取向”的几位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应只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说,1988年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由于前些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取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

    而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三位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者则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一时间,双方争得面红耳赤。

    座谈会后几天,吴敬琏的一位在国家信息中心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友给他打来电话说,听说吴敬琏最近受到了批评,一位领导同志在他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问吴敬琏知不知道此事,吴敬琏说不知道。后来吴敬琏去问马洪,马洪也不知道。电话里,这位同志还告诉吴敬琏,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有计划(指有林)”、“吴市场(指吴敬琏)”、“杨承包(指杨培新)”。当时,“吴市场”这个称呼包含着贬意。 

    1990年这个表面平静的夏天,吴敬琏和夫人去英国作访问研究,途经西德、东德、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回国。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心情越走越悲观。他看到,当时中国的情形不比苏联、东欧好。1989年下半年起,政府控制货币供应量,实现价格稳定,力图把经济拉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的轨道。到了冬天,正式文件上,愈少出现商品经济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老话。吴敬琏认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只有两条路:一是行政集权,一是市场整合。有人说,若拿1962年用过的那套办法,不出几个月,就能把脱缰的经济治理成功了。但是,时过境迁,绝无可能。而整合市场的路又因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堵住不准走。

    探寻中国改革的出路

    1990年9月,吴敬琏到江苏参加全国企业家座谈会。没想到,南方一行,使他听到了企业家强烈地要求改革的呼声,看到了改革使乡镇企业释放出的能量。吴敬琏的郁闷心情被他的所见所闻一扫而光。吴敬琏又访问了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越看信心越强。他得出的结论是,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走过临界点了,没有回头的可能,而且中国经济会很快地好转。1991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在上海谈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讲:“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还讲了“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上海《解放日报》社敏锐地意识到邓小平是来上海就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的,组织了署名为“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宣传小平同志关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思想。

    吴敬琏把皇甫平的文章推荐给了《改革》杂志,建议他们转发。

    1991年冬,江泽民同志召开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参加的座谈会,提出三个问题进行讨论:一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现状;二是,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三是,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10月17日到12月14日,一共开了十一次座谈会。刘国光、张卓元、杨启先、傅丰祥、林毅夫、周小川和吴敬琏等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反驳开倒车的论调,捍卫市场方向。12月12日吴敬琏在发言中讲道: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稀缺资源的方式和手段。传统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病,是它企图用一个无所不包的预定计划来配置社会资源,这样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也不可能具有效率。因此,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扩大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此外,他还向与会者提供了一篇介绍资源配置与经济体制的材料。事实上,此时的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由邓小平“南巡讲话”所掀开的新的改革篇章。 


来源:《北京日报》 2003年2月17日
(责任编辑: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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