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观点 >> 学术理论 >> 学术动态 2003年1月08日09:12


教育学的“被占领”与教育学者的“强烈冲动”

王兆璟

    

  当前,随着教育改革的日益推进,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可以这样认为,教育正在成为一门事业而获得社会与心理两方面的源动力。而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研究教育活动及其规律的教育学所处的“弱势”学科的地位却没有因此而得到有力的改善。产生的原因何在?这涉及到教育学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经典性难题——“被其他学科占领”的问题。 

    学科学认为,学科的产生与发展皆导源于实践。学科的涨落与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的涨落呈正映射的关系。但教育学缘何例外?早在约200年前,“科学教育学之父”赫尔巴特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深刻地指出:“假如教育学希望尽可能严格地保持自身的概念,并进而培植出独立的思想,从而可能成为研究范围的中心,而不再有这样的危险:像偏僻的被占领的区域一样受到外人的治理,那么情况可能好得多。”自身概念的泛化、缺乏自己独有的学科知识基础,正是教育学“受外人治理”的原因。但问题是,教育学并没有由于赫尔巴特的警示而变得科学,释放出自己应有的功能,充分作用于实践,形成教育学独有的学术传统。反而越来越游离、越来越为学界与实践排斥,这可以称为教育学的恶性史。对此,德国人文主义教育学的代表人物赫尔曼·诺尔在纪念赫尔巴特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有精辟的解答:“教育学派在其下(指赫尔巴特,笔者注)几代渐渐地变得僵化起来,失掉其缔造者所具有的强烈冲动,埋没在技术和纯粹的陈规俗套之中,这是所有教育学派的命运。”赫尔曼·诺尔的解答就宏观主旨而言,理性地阐明了教育学的发展史。的确,在可见的教育学专著中,如果要对它们予以分类的话,那么基本可以分为以崇尚技术而成的实用主义教育学与在历史中重述既往文本的、乐于阐述教育规律、规则的通俗教育学。在学科发展的历史中,推动学科发展的“强烈冲动”渐渐地被湮灭了。那么,赫尔曼·诺尔所言的教育学缔造者的“强烈冲动”具体所指称的是什么呢?还是回到赫尔巴特。 

    赫尔巴特之所以被世人赞誉为“科学教育学之父”,盖在于他所禀有的德国学者的学术理性,赫尔巴特终其一生,都在为教育学科学化而努力,功利主义对于他而言乃是身外之物,此其一;其二,由于学术理性所支撑,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纲要》所蕴涵的学术力量富具生命力,它不仅导引了教育学科学化的先河,而且在其后的教育学著作都以其为楷模并且脱离不了他所创建的体系。此外,赫尔巴特的贡献还在于他对教育实践理性化的导引。在他之前,教育活动的展开很大程度上带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呈现混乱、无规则的状态。经由他的开创,教育活动走向理性。而这一切都缘于赫尔巴特文本“面向教育生活世界”的根柢。换句话说,赫尔巴特的贡献在于他赋予教育研究以建立在对教育生活世界中“真问题”理性透视基础上的教育理性,这即教育学缔造者的“强烈冲动”。纵观教育问题史,大凡于教育及教育学有真正贡献者莫不如此,从赫尔巴特教育学的反动者杜威到前苏联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的实验教育学者以及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诸多回归教育田野的教育先辈,在他们身上,教育的“强烈冲动”皆具足。而反观我国的教育学研究,对于教育学文本的“冲动”却超过了对教育“真问题”的冲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见的教育学专著不下200余种,但开展的教育实验却寥寥无几,并且专著出自教育研究者,教育实验基本由教育实际工作者为之,这即教育领域中的“两张皮”现象。而且,这200余种专著,内容雷同,体系大同小异,其间很少对教育学自身问题的思考。即使有之,也大多无疾而终,如关于教育本质的争论,曾一度很热的“元教育学”或“教育学元问题”的探讨就属此例。这反映出我国教育学研究者的“无根基”状态——教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由他者为之,既受其他学科(尤其是哲学)研究重心的影响,又摆脱不了国外教育研究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有其积极的一面。但问题是,教育问题生发于本国的教育土壤上。无视这一客观实际而从事的研究及其成果只能趋于虚无。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学的本土化无可非议,现实需要教育学流派。教育学缔造者的“强烈冲动”并非要构建一种“大一统”式的教育学体系,而在于充分激活包含于其间的思想,并使之有效作用于教育实践,使教育实践走向规范。


来源:《光明日报》 2003年1月08日
(责任编辑: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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