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仅仅追求他自己的"私利"的话，他的私利最终将无法满足。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必须服从"公利"或"公德"；只有在"公利"或"公德"得到满足的条件下，个人的"私利"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实现。
警惕经济与道德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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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遗忘”的角落
经济与道德的问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当代经济学无法回避的课题。例如，当年亚当·斯密曾经在格拉斯科大学担任过伦理哲学教授，主要讲解神学、伦理学和法律，并且基于这些讲义，出版了两部著作——《道德情感论》（1759年）和《国富论》（1776年）。
然而，大概由于过去长期贫困的原因，我国的经济学界对“国富”的增长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而对“道德”的发展却缺乏足够的关心。比如，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不涉及道德问题，几乎所有的经济系学生都不学习道德课程，几乎所有经济专家和教授也都回避对社会道德问题发表公开的评论。对此，有几种可能的原因：一是因为分工的发展，使得经济与道德成为了两个不同的专业，因此需要不同的专家进行研究和讲授；二是因为在经济学中，道德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无须进行多余的解释；三是因为经济学界对道德问题一向缺乏足够的关心，提不出什么中肯的分析和建议。
但是，尽管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把经济与道德看作两个不同的领域，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却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比如，中国古代流传的所谓“为仁不富”与“为富不仁”，或者现在流传的所谓“男人有钱就变坏”与“女人变坏就有钱”，或者不论古今而一直流传的所谓“笑贫不笑娼”等等顺口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与这些顺口溜相比，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要更加深刻和复杂得多。比如，在一个社会内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环境保护条例、缩小地区差别和贫富差别、男女同工同酬等等，这些重大问题都涉及到了道德标准或道德价值的问题。
很多具体的实际问题也是如此。比如，某贫困地区得到的一笔贷款，是用来建一所小学或医院，还是建一家夜总会或大饭店？某城市郊区的一块绿地，是用来建设一个供多数市民娱乐的森林公园或廉价旅店，还是建成一个供少数富人享受的高尔夫俱乐部或豪华别墅区？在交通、住房、水电气、教育、医疗等等涉及群众福利的价格问题上，是应当降价、提价、还是维持不变？再具体一些，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户口，是应当给外地人，还是不应当给外地人？如果给，应当给哪些人，怎么给？或者，把电子游戏室建到小学校旁边，对不对？给某些人群（如失业者）或产品（如农产品）发放的补贴，多少才合适？等等。显然，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道德问题。而且，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经济原则或所谓市场规律办事的话，就很难作出公正的选择——因为“公正”本身就是一个道德价值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任何只提倡道德而忽视经济（如建国以后的一个时期）或者只强调经济而放松道德（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时期）的观点与主张都是片面的。这篇短文主要想对这后一个方面的问题，给予简要分析，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二.经济与道德的“两极分化”
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不论是经济统计的数字，还是我们个人的感受，都是同样的。但是，与此同时，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道德水平却没有出现相应的显著的提高——说得再坦率些，甚至出现了下降——这一点，不论是社会问题的统计，还是我们个人的感受，也是同样的。
许多事例证明，我国社会的经济与道德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即经济上去了，道德却下降了。这一现象在某些地区和单位，表现得更加明显。
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证明：在某个发展时期或阶段，确实存在着经济与道德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倾向。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原先比较封闭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道德水平较高的社会里，一旦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势必会出现一个道德低下、伦理混乱、犯罪增加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经济与道德水平的“高”或“低”是相对概念）。
为了维持社会道德体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迄今为止，政府有关部门制订了许多法律、提出了许多口号、开展了许多运动：比如，当“文革”结束、许多人出现“信仰危机”的时候，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当一部分人开始富裕，社会上出现了“向钱看”的思潮的时候，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活动；当一些地区只注意经济建设而忽视了精神文明的时候，重新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口号；当一些人不再重视集体利益的时候，重新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当党政干部贪污腐败盛行的时候，开展“三讲”活动；当一些地区犯罪活动猖獗的时候，就实行“严打”运动；等等。
尽管这些法律、口号、政策和运动是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机构提出和进行的，但是，它们都是针对市场经济改革中的道德低下及其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而作出的必要的和正确的反应。因此，值得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它们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可能会更低，社会问题可能会更多。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所有这些力争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努力似乎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现在的社会道德日益低下，各种问题日益严重。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的话，那么，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出现偏差，而且，国际“形象”也会受到影响。
三.中国经济学界的责任
对于当前社会道德普遍低下的问题，中国经济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它们不仅没有及时提出一套新的道德规范，反而向人民群众“灌输”了一种被曲解了的市场道德标准。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有一段名言一直被我们的学者广泛引用：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14页）
就字面而言，亚当·斯密似乎明确无误地肯定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即个人的私利、自私性或利己主义。而且，似乎正是这种“不道德”的道德，才是一切社会分工、经济增长乃至财富增加的唯一动力。
对此，恐怕我们经济系的教授——更不要说学生了——很少会提出问题。然而，正是这种“没有问题”的态度引出了很多的问题：如果亚当·斯密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无奈地承认——迄今为止，所有旨在提高社会道德的口号、政策和运动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都在徒劳地与市场机制进行斗争，而这一市场机制的道德基础恰恰是自私自利——因为如果人不自私的话，那么，劳动分工就不存在了，由此而来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如此，与其相反的道德教育、伦理规范、榜样宣传，还有多大的意义和效果呢？
现实生活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许多人的成功与否与他们个人道德的高低，并没有必然的“比例”关系。一个道德高尚的公民可能到处碰壁、一贫如洗；相反，一个道德低下的官僚却可能左右逢源、升级加薪。同样，一个奉公守法的企业家可能因为没有行贿而失去利润可观的定单，而一个违法乱纪的个体户却可能因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而得到令人眼红的收益。
这些现实的例子，不仅使那些道德低下的人们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了合理的借口，而且也为更多的人的道德的低下指明了“出路”。坦率地说，正如“见义勇为”基金的出现所表明的那样，现在不仅大公无私的“雷锋叔叔”少见了，就连“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义士也不那么多了。尤其值得忧虑的是，除了普通民众或者下层社会的道德水平趋向低下以外，在精英分子或者社会上层也出现了道德败坏的情况，比如，近年来高级官员、党政机关、军队警察、司法部门，都出现了一些贪污腐败分子。
于是，不论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也不论企业领导还是党政干部，都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对个人的自私性、私利或利己主义，一方面需要我们利用、容许、宣传甚至鼓励；另一方面，又要求我们限制、反对、批评甚至处罚。究竟应当如何是好？或许，正是这种两难选择才导致在过去的20年里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在前一个方面表现得要更为宽容宽松，而在后一方面却显得软弱无力。
显然，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界继续回避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或者继续对个人利益、自私性给予盲目推崇的话，那么，他们就不能不为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而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四.全面理解亚当·斯密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对亚当·斯密的误解，并不是中国经济学界特有的现象，其他国家的学者也经历过一个由盲从到怀疑、由片面到全面的认识转变过程。下面举几个例子。
首先是60多年前一位美国学者创作的一首善意的“打油诗”：
Adam, Adam, Adam Smith
Listen what I charge you with!
Didn’t you say
In the class one day
That selfishness was bound to pay?
Of all doctrines that was the pith,
Wasn’t it, wasn’t it, wasn’t it, Smith?
(Stephen Leacock: Hellements of Hickonomics. 1936, p.75)
根据中文的习惯，笔者试译如下：
斯密、斯密，听仔细，
有件事我想责怪你。
那天你在课堂上说，
自私乃是天经地义。
这是不是理论之精华？
斯密、斯密，请回答。
这种怀疑迫使一些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亚当·斯密的理论，并且发现了另一个答案。正如经济学家George Stigler（1975,p.237）指出的那样，由于斯密本人深受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主张高度自制，吃苦耐劳而泰然自若）的理论影响，因此，他在肯定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强调了个人自律(self-command)的重要。事实也是如此。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一书中明确地指出：“根据斯多葛派的观点，人不应当认为自己是与世隔绝或超脱的某种东西，而应当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一个世界共同体的成员。”因此，“为了这个大的共同体的利益，他应当在所有场合都愿意牺牲其个人利益。”（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p.140）
请看，这难道不是在过去数十年里曾经在我国广泛流传的“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或者“公而忘私”的精神吗？难道这种对市场经济中的“人”的本质与道德规范的另一个重要的规定，不是在我们许多经济学的教科书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吗？
因此，亚当·斯密的“正确”的形象，应当既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严肃的道德哲学家；而绝不是我们的教授们勾画出来的一个主张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或者损公肥私的个人主义的导师。
那么，对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那段被广为引用的名言，应当如何理解呢？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Amartya Sen)曾经指出：
许多经济学家似乎依然停留在屠户和面包师的例子上，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斯密举例的目的在于说明商品交换和劳动分工是如何进行的。实际上，斯密关于贸易可以促进相互利益的观点，绝不表示他认为仅仅依靠人的自私性就足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On Ethics and Economics. 1987,p.23）
因此，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学生们现在依然盲目相信——经济活动的原则与经济学的原理就在于人的“自私性”的话，那么，他们实际上就站到了亚当·斯密的反面。不仅如此，他们甚至站到了社会的反面。对此，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Robert Rowthorn是这样解释的：
“道德可以被看作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一种形式，它需要惩罚与自制的结合”，因为“如果没有惩罚，那些无视道德规范的反常人物(deniants)将会逍遥自在，并影响到其他人，从而动摇这一规范的有效性和可信性。随着反常人物的数量增加，那些原先相信和自愿遵守这一规范的人们将会减少。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年轻一代，把服从道德规范看作是过时的、甚至是不可取的。” (Peter Groenenegen (ed). Economics and Ethics. 1996, p.22)
因此，符合逻辑的观点应当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破坏社会的“公利”或“公德”的话，那么，当这种破坏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个人的利益也就受到了威胁。所以，合理的结论是：如果一个人仅仅追求他自己的“私利”的话，他的私利最终将无法满足。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必须服从“公利”或“公德”；只有在“公利”或“公德”得到满足的条件下，个人的“私利”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实现。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反问一句：究竟有多少经济学的教授和学生明白了这个道理呢？
五.市场与道德的关系
因此，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可以得出几个重要结论：
首先，经济条件和地位是决定道德水平的物质基础。通常，在一个经济比较发达和富裕的环境中，个人、家庭、团体和社会的道德水平也相对较高；在一个经济比较落后和贫穷的环境中，个人、家庭、团体和社会的道德水平也相对较低。当然，与此相反的情况也是经常存在的，不过，它们毕竟是一时的，而不是长久的。因此，我们只有继续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个人生活水平、缩小三大差别，才能不断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其次，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是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包括家庭的经济利益应当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任何忽视甚至损害个人与家庭利益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不过，同时也必须补充的是，这种个人利益的前提是不损害“公利”或“公德”。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中的个人利益是一种具有利他主义因素和目的在内的个人主义。因此，一个小商小贩在推销产品的时候，固然有其自私的一面，但是，当他们提供了质量合格的产品、满足了我们的需求的时候，也就做到了利他主义。反之，如果一个厂商提供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或者虽然是合格产品，但是，它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的定单，那么，这个厂商的私利就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因此，它就是不道德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市场经济中，道德并不是无用之物，它是一种需要保护和积累的宝贵的“社会资本”。因此，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是否强大的标准，固然离不开 GNP、家电产品普及率或者人均住房面积等表示物质财富的指标，但是，它同样也离不开犯罪率、离婚率或者拾金不昧的件数与见义勇为的人数等表示社会状况的指标。如果一个社会仅仅在物质上发达，同时在道德上“不发达”，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值得人们深思和警惕了。
综上所述，以1979年为界，中国的经济和道德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之快，高居各国榜首。但是，遗憾的是，社会道德的水平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提高，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如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或劳动者的职业道德等等），甚至可能还不如从前。如果我们对这种状况继续视若无睹的话，那么，它不仅可能葬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且，也势必会进一步加剧整个社会秩序的动荡和不安。
中国，在过去的很长一个时期里，曾经被世界普遍认为是一个经济虽然贫穷，但是道德比较高尚的典型。现在，一个新的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中国，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经济比较发达，同时道德依然比较高尚的榜样呢？
（网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贾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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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2001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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