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3月17日14:02


学者新论:10万亿储蓄的四大拷问

    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近5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从1997年的4.6万亿元增加到2002年底的8.7万亿元。实际上,截止今年一月末,中国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已达到9.81万亿元,逼近10万亿元,储蓄存款余额直逼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储蓄增幅达1998年以来同期的最高值。对普通百姓来讲,当然是“家里的存钱越多越好”;可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高的储蓄就不完全是件好事。经济学家们常把过高的储蓄比做“笼中虎”。稍不注意,“老虎”就要咬人。而在这种结果尚未完全出现之前,至少对我们构成了四个方面的现实拷问。

    高储蓄拷问宏观政策

    在2002年中国经济保持8%增长速度的同时,中国经济进一步面临通货紧缩的阴影。特别是在国际经济整体增长趋势持续陷入衰退之际,如何刺激投资和消费,赶出银行储蓄资金,似乎成了增加内需、保持中国经济独善其身的关键。而从朱镕基总理在人大会议的报告中可以看出,2003年决策层将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拉动消费;在投资方面,政府将增发1400亿元的国债资金,以拉动经济增长。应当说,已经连续6年的积极性财政政策对于维系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就在政府财政投资极尽其能事的同时,经济学家们挂在嘴边的“挤出效应”又在无情地消蚀着宏观政策的整体作用。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宋毅教授认为,在近年来靠发行国债拉动内需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光有政府一方面的热情是不够的,应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目前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虽逐年增快,但与目前中国老百姓已拥有10万亿元金融资产的现状还远远不成比例。同时,在中国人的银行存款结构中,80%的钱为20%的人所有,他们具有强大的投资需求。中国并不缺钱,只是这些钱都躺在银行里变成了利息负担。宋毅认为,是政策性的不利好或者不明朗制约了民间资本的投入,使民间投资者踟蹰不前,不敢贸然跟进。

    与此同时,2002年中国引进吸收外商实际投资达527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然而,就在外资在中国疯狂圈地之时,我们的很多领域依然对民营资本紧闭着大门。长期为民营资本呐喊的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虽说近年来要求对外资开放领域也应对内资开放的呼声越来越大,但在许多领域仍对民间投资设置着颇多限制,而各地方政府在对待民间投资时也往往采取比外资更苛刻和谨慎的态度,甚至在有关西部大开发的文件里明文写着:“凡是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原则上也可以对国内资本开放”的条款。这种对民营资本的非国民待遇大大抑制了民间投资的热情和半径。曾有专家断言中国的高储蓄率将持续十五年之久。如果不切实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那他说的现象真就有可能变成现实,而伴随这一现实,我们将付出巨大的成本。

    高储蓄拷问金融风险

    随着人大十届一次会议的闭幕,直属于国务院的银监会将横空出世。将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就是防范和化解银业已经存在的金融风险。统计资料表明,截止到2002年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本外币贷款为6.8万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为1.7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6.6%,其中实际已形成的损失约占全部贷款的7%左右。安邦集团首席分析师们用积压产品的资金规模推导出过接近的结果。他们认为,这1.7万亿元加上已经通过债转股方式处理掉的1万亿元使银行的总体坏账数字达到2.7万亿元。当然,不良贷款不是全部不能收回的,也不应把债转股全看成“坏账”。不良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付出的改革成本。但如果坏账数字是惊人的,那么通胀也必定是惊人的。换句话说,假设现在那20%的人都把钱取出来投资的话,银行恐怕只能用加印钞票来解燃眉之急。

    进一步分析可知,尽管储蓄高速增长对银行是个利好消息,但对时下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来说,却也不乏利空意味。在目前的金融格局下,流向银行的9.8万亿储蓄如果经营得法,钱生钱自不在话下,但若经营不善,则极有可能导致不良资产猛增。而事实却是,我们的商业银行并没有提供或者说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使这些资金保值增值的好办法。老百姓的钱存入商业银行,虽然增加了商业银行贷款能力,而持有更多资金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却没有真正办成经营货币的企业,大量的资金滞留在商业银行或存入了央行。储蓄存款放在银行不能产生投资收益,却要付出利息。银行收益的降低,又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这些问题现在不解决,那么将来解决起来就得费牛劲了。

    高储蓄拷问投资渠道

    近10年来,我国金融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尤为迅速。但是相对于百姓储蓄的增长来说,适销对路、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匹配较好的投资产品明显不足。

    中国股市对投资者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已是一个公开的话题。最大的硬伤恐怕在于全流通问题高悬未决。股市上国有股、法人股与流通股割裂现象的存在,就像时时悬在投资者头上的利剑,无声地压抑着人们的投资欲望,管理层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反复倒过来刺激了投资者的短期行为。许多闲置资金由于缺乏长线投资目标只有盯紧数量有限的热点企业进行二级市场的跟风炒作,为投机行为推波助澜。如果中国股市的“政策市”现象系出无奈的话,那么也应该有个稳定的政策才是。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管理者取信于民的态度还没有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来。股市如此,再看看债市。虽然中国债券市场规模日益壮大,市值在亚洲也排名前列,但债券结构的不合理却不容忽视,政府债券主导的债市上企业债难觅踪影。

    在一些发达国家,个人投资的渠道非常丰富。比如,在美国,只要有投资需求,就有与之相对应的金融产品,个人还可以用税前收入投资一些开放式基金。除股票外,还有政府债、货币市场基金、共同基金、银行大额存单和各种企业债券、期权、期货等等。中国老百姓对于投资渠道有着太多的等待。近几年来,国家每次公开向社会发售国债,都会看到老百姓排长队争购的情景。抢购国债一方面表明百姓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现在的投资渠道确实太窄了。

    高储蓄拷问收入水平

    尽管银行里的城乡居民储蓄额在一路上升,可目前10万亿存款意味着中国人均不过7000多元,仅是城镇居民一年的人均收入。如果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不过2400元,那么社会人均的存款占有量就更低。著名经济学家樊刚教授指出,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不仅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距离,与同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水平也不高。

    经济学有一个倒U型理论,许多学者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研究发现,目前中国收入两极分化还处在上升阶段,即倒U型的前期,上升到一定阶段才可能下降。目前影响人们消费、储蓄、投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收入问题。中国储蓄率持续升高,就是因为收入的两极分化。吴敬链先生指出,受城乡人口比重和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储户结构与收入也不对称。人数最多的中小储户,拥有的存款并不多,而占储蓄账户总数20%的高收入阶层,其存款占总储蓄额的80%。

    从目前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三个阶层来看,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不仅在经济实力上差距悬殊,而且收入两极分化的过程中,三个阶层对储蓄、消费、投资的行为有较大差别。对高收入阶层来说,收入中用于日常消费的开支仅占很小一部分,而其用于投资的更多钞票则由于投资渠道不畅通最终流向了银行。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尽管存款数目也在增加,但在医疗是自费的,上学是交费的,住房是贷款的等支出或潜在支出的数量日益庞大的情形下,谁也不敢轻易就乱用乱投“养命钱”。而那些低收入者一般对自己未来预期较差。他们工作不稳定或正在失业,许多方面都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他们为了养老及生活有保障,即使有钱也尽量节约消费。在发达国家,由商业保险和政府组建的社会保险承担了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风险,人们可以不必保留过多的储蓄。而目前我国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较低,水平不高,商业保险存在着险种单一、机制欠灵活等缺陷,生活风险更多地还是要由每个家庭自己承担,更多的居民利用储蓄来防范风险就不足为怪了。

    (网友:张锐)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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