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观点 >> 网友说话 2003年4月29日15:27


见义勇为的法律难题
    

    一、公民义务的扩张与见义勇为

    银行的职员在与抢劫银行的歹徒搏斗过程中身负重伤,银行职员是恪尽职守还是见义勇为?

    在我国,由于长期缺乏权利意识,人们已经习惯使用道德性的规范来衡量行为的对错,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行为规则的时候,也不自觉地将道德性约束法律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合法,往往需要结合许多法律规定,进行系统地分析。例如,面对歹徒的凶器,银行的一般工作人员有无义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国家财产”?从银行的职业分工来说,有负责信贷业务的储蓄员,也有负责银行保卫工作的保安员。如果保安员与歹徒搏斗,极力保护国家的财产,当然应该属于恪尽职守。但是,一般的储蓄信贷员有没有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国家财产的义务?恪尽职守的关键在于“职守”,如果法律或行政法规并没有规定储蓄员必须负责银行的保安工作,必须与歹徒搏斗,那么其“职守”何在?

    但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我们的部门规章和企业的工作守则上可能不自觉地将职员的责任泛化,规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保护“国家财产”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职员不舍身与歹徒一拼,似乎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这是规定的错,因为它把生命权和财产权的关系彻底颠倒了。相对于保安人员来说,银行的一般储蓄人员不应该有与歹徒搏斗的法定义务,在歹徒抢劫而银行的保安与歹徒较量的过程中,储蓄人员应该积极协助,当依靠自身力量无法制止犯罪的时候,应当求助于国家的强力机关,而不应该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拼死搏斗。实际上,这一点已经写在了许多国家的职员守则上,我们应该尽快借鉴他国良好的经验,尽量保护公民自身的安全。

    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在许多时候意味着公民义务的扩张。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必须干好本职工作外,还必须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这是不尊重生命的表现。当然,作为公民个人,出于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歹徒搏斗,保护“国家财产”,我们应该由衷地表示敬意,因为在国家利益和个人生命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作出了崇高的决断。这样的行为和这种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我们不提倡国家将公民的道德义务法律化,但并不反对公民自主地选择舍弃自己的生命保护国家的财产。作为法律上的义务,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没有选择权;而作为道德上的判断,每一个公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对那些舍身保护“国家财产”的公民我们应该表达敬意,但对那些爱护生命的公民我们也不应该横加指责。

    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法律上的义务是清晰的,而道德上的判断是多元的。如果将每一个公民道德上的义务法律化,并时刻要求公民尽到法定的义务,这样的社会是残忍的。我们褒扬与歹徒搏斗的勇敢精神,不是因为法律上规定她必须尽到这种义务,而是因为她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并且常人难以企及。

    生命是宝贵的,而生活是艰辛的。当鲜花和掌声退隐之后,那些为保护国家财产付出了生命的英雄将如何面对艰难的生活?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公民为保护国家和他人的财产而受到伤害,国家有给予补偿的义务。有学者从民法上“无因管理”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应该由国家向受害人支付一定的补偿。这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现在,一些地方没有援引现行的法律规定,处理受害人的善后事宜,而是另行制定了《见义勇为奖励条例》,并且根据这个规定解决受害人的实际问题。从目的上来看,见义勇为的提出有利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予受害人或见义勇为者一定的奖励,但由于见义勇为本身尚无全国统一的规定,因此,各个地方在奖励见义勇为者的范围和奖励的方式以及数额上有较大的差异。譬如,北京市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作斗争或抢险救灾的行为。而浙江省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抢险救灾的行为。根据浙江省的规定,只有在法定职责范围之外,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二、见义勇为是政府为自己设立的义务

    见义勇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道德约束。古人云:“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宋史·欧阳修传》中将见义勇为当作一种优秀的品德加以肯定。进入二十世纪,见义勇为写入了各地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中,见义勇为已经不仅仅是道德约束了。到目前为止,涉及到见义勇为的法规多达上百件,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专门的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见义勇为的法律化,说明在道德观念多元的今天,见义勇为仍然是国家机关极力提倡的一种行为。但是,在立法的背后,也多少隐含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见义勇为成为法律行为以后,它将引发怎样的法律关系?

    首先,见义勇为是不是公民的一种法定义务?在现行法律规范中,虽然地方立法机关提倡公民见义勇为,但是,任何一部法规都没有强制每一个公民必须见义勇为。相反地,在北京市颁布的一个新规定中,明确删除了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见义勇为”的条目。其潜在含义是,并不鼓励未成年的中小学生见义勇为。尽管对这一修法活动有人提出了异议,但它至少说明,立法者并没有强求公民必须见义勇为。(见《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4月18日)对一般公民来说,见义勇为仍然是一种道德上的约束,而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定义务。

    既然政府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公民必须见义勇为,为什么还要制定地方性法规呢?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希望通过法律规范的表达,鼓励“人民群众”同违法的“犯罪分子”作斗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公民见义勇为后所遇到的实际难题。例如,当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身负重伤,无钱医治时,怎么办?或者,公民与歹徒搏斗,造成了残疾,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时,怎么办?各地颁布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不仅仅是褒扬见义勇为人员,弘扬社会正气,鼓励公民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还有支持公民见义勇为,救济见义勇为伤残公民的作用。由此看来,各地颁布的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不是规范公民之间行为的民商法规,而是为政府设立行政义务的行政性法规。

    作为行政法,其基本的价值功能就在于,为政府评价公民的见义勇为行为设置标准,为见义勇为的奖励设定范围,明确奖励的方式与数额等。基于这样的判断,当公民提出见义勇为的奖励申请时,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还必须为申请的审查、批准设置程序上的规则。事实上,现行的见义勇为地方性法规一般都是这样规定的。

    那么,按照地方法规,何种行为是见义勇为呢?比较各地的规定,大体上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列举式,即在法律条文中明确列举见义勇为的表现形式,凡是符合法规中见义勇为形式要件的,都可以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另一种是定义兼列举式,在法律条文中既规定了见义勇为的定义,同时还列举了见义勇为的表现形式,凡是符合列举形式的行为,都是见义勇为。问题在于,各地在制定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的时候,对见义勇为的行为作出了非常宽泛的界定,很多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这样,政府在依据地方法规对见义勇为的人员实施奖励的时候,必然面临许多难题:如果对每一个见义勇为的公民都给予奖励,政府财政无法承受,但如果有选择地给予奖励,或者在法规之外由地方政府再制定严格的标准,缩小见义勇为的奖励范围,又明显地违背了法制原则。所以,这些鼓励并支持公民见义勇为的地方法规,在操作中必然会出现纠纷。以辽宁省的规定为例,在《辽宁省奖励和保护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中规定,见义勇为人员是指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公民。在“奖励”一章中还具体列举了予以奖励的五种行为。其中包括冒生命危险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行为;制止各种暴力犯罪活动,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财产的行为;与犯罪分子搏斗,拯救他人生命或保护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主动或协助公安司法人员追捕、制服或抓获刑事犯罪分子的行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受到人身伤害的行为等。根据辽宁省政府颁布的实施办法,凡是在辽宁省内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的公民,都可以根据辽宁省的条例享受到见义勇为人员的各种奖励。

    辽宁省的条例还为见义勇为的申报和审批制定了严格的程序。凡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应予奖励的人员,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公安派出所或者见义勇为所在单位、基层组织负责提出,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后,向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申报。该条例还特别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向公安机关提供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的事迹材料”。各级人民政府授予的奖励,由本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审核,报人民政府申报。各级人大常委会授予地方荣誉称号的,由人大常委会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作出规定。如果公民的行为是见义勇为,而依照条例没有得到奖励和保护的,其本人或家属有权向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申诉。

    当公民挺身而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实施了见义勇为的行为,但却不被行政机关奖励,甚至其行为不被认定为见义勇为的时候,政府机关就违背了法定的义务。这种失信于民的做法,不但不能鼓励公民见义勇为,反而会引起法律上的纷争。所以,各地的政府部门应该根据本地的地方性法规,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认定并奖励每一位见义勇为的公民。

    (网友:乔新生)


来源:人民网 2003年4月29日
(责任编辑: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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