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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关于社会科学家在非典中的去向与曹林君商榷
－－不是战斗打响才排兵布阵
人民网2003年5月9日登载了一篇曹林的题为《非典危机中社会科学家们哪里去了？》（以下简称《非》文）的文章。在全民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大家高度关注这场战争的进程，希望在抗击非典的前线能有各行各业的身影，希望听到来自四面八方呐喊的声音，这无疑反映出了在抗击非典这面战旗之下，我们的有志之士、热血同胞疾恶如仇，必欲痛击非典而快之的满腔激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该文作者眼中的政治家、医学专家应该积极投身一线，而且社会科学家也应该挺身而出，南征北战、东闯西杀，这样才不致于辱没社会科学之虚名，不致于愧对政府优厚之待遇。
在当前全国正上下一心、集中精力抗非典之时，如果我辈仍要在鸡生蛋、蛋生鸡之类问题上争来争去，不仅会浪费宝贵的精力和社会财富，而且也有执门户之争，闹不团结之嫌。然而读罢《非》文，感慨良多，诸多不畅如鱼梗在喉，不得不吐了。顺带说一声，我虽学社会科学，可是终没成“家”，本来没资格为社会科学家打抱不平，可《非》文似有对社会科学亦有莫大之怨言，这就沾边挂角地把我的利益也牵扯进去了，以这样的资格与曹林君商榷也算一个沾边挂角的理由了。
无奈曹君《非》文令我想请教的问题太多，一时之下竟不知请教重点，也理不出请教的逻辑，只好取了评书艺人的手法，从头慢慢道来吧。
曹君《非》文一开始便大处着笔，对社会科学家们当头怒呵“哪里去了”，这着实令社会科学家们闻之即有幡然醒悟之效。可是社会科学家们都是哪些人？曹林君的归类法可就有点让人看不懂了。按曹林君的“这两天总算隐约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和“心理学家王登峰提出应对非典的20字诀”斗胆推论，心理学家应算是曹林君眼中的社会学家了。可是我们知道，由于现代心理学越来越多地借鉴和吸收了一些医学，尤其是解剖学方面的成果，越来越多地用实验的方法进行定量化的研究，所以使得其已经不能完全归属于社会科学而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科群的交叉学科的特点，笼而统之地将心理学家塞进社会学家俱乐部似有不妥。不过我们的二分法是个很具有包容性的、最省事的划分方法，很容易将那些不甚明朗的东西一刀两断，做个泾渭分明的了结，这样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拿来批判，省去了考证的麻烦。不过如果曹君多些耐心，多做些考证，对自己的论点还是大有帮助的，至少可以证明连出来说话的社会科学家也只是半个社会科学家，这样更可证明有对社会科学家们进行非典警示的必要了。可惜曹君不知何故忽略了这个细节。另有一关于“家”的疑问想继续请教。一个研究者，由于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着独到的见解，具有重要的贡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得到了同行的认可，获得了社会的赞誉，于是便成为家。但“家”毕竟很少，毕竟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标，所以既不可能每个研究社会科学的人都能成“家”，也不可能要求一个社会科学家凡事必定身先士卒。换句话说，在一个家的后背必定有一个庞大的“者”来支撑，组成一个阵营，他们中的每个个人的声音都是集体智慧的凝结，“家”和“者”的声音这时就很难区分。我想曹君的本意恐怕也并非要纠住“家”们的辫子不放，而是要兴抗击非典之师，问社会科学工作者们整体抗战不力之罪的，可惜在这个概念上作者又给忽略了。亏笔者把你的本意补全，否则，抗击非典的前线，救治患者的医院，如果人们只看到钟南山教授一“家”之身影，而不见千千万万医学工作者之踪迹，该是多么的悲哀；人们只看到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忙碌，而不见千千万万地方为政者的共鸣该是多么的寂寞。
如果“他们的声音”不是专指“社会科学家们”的声音，同时还包括许许多多社会科学工作者们的声音的话，那《非》文所言“这两天总算隐约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就有点让人觉得作者是在展示文字功底了，“这两天”极言其晚，“总算”让人感受作者等待之耐心与迫切，而“隐约”则委婉表达了对声音之微弱的不满，斯文真是微言大义而字字珠玑。可是稍稍关注一下时政的人不难看到，社会学者们在这场战斗中既没有逃之夭夭，也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从一开始，就以社会科学的方式，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这场战争给以全程的、全方位的关注，他们探讨了公众知情权对及时预防和正确应对危机的重要性，他们探讨了公众大众传媒在沟通政府与民众，传递科学的预防方法，消除民众的恐慌心理，鼓舞士气等方面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和怎样发挥作用，他们探讨了对危机进行预警、监测、管理的必要性及方法，他们探讨了非典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可能带来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他们探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危机管理中所具有的借鉴作用，他们探讨了民族精神对战胜非典所起的巨大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及时启动了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研究课题，人大社会心理学所为获得宝贵的一手材料着手进行非典时期群众心理调查。所有这些不都是社会科学界所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吗？不知《非》文作者是反应迟钝还是有听力障碍，这样持续的声音竟到现在才听到，这样有力的声音竟感觉非常微弱。看来，作者是被抗击非典的隆隆炮声震坏了耳膜，要么就是出于对社会科学的偏听偏不信的固有的敌意，要么阴差阳错地把这些社会科学的声音听成了自然科学的呐喊。
社会在前进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问题，甚至会突然爆发危机。在应对社会危机的过程中，不同的职业，由于其所处的地位，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因而在应对危机时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从不同的角度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对危机进行综合的、立体的、全方位的处置。由于危机本身的性质不同，因而不同的危机，会将特定的人群推到应对的前台，推到社会发展的前台，但并不是说除了这些处于前台的特定人群，其他的人都成了哑巴，没有了声音。可以说没有其他人的强有力的支持，没有其他人所做的铺垫，单纯依靠处于前台的人孤军奋战是很难取胜的。九八抗洪，将解放军和长江沿线的百万民众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当前的非典，将广大的医务工作者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但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医务工作者的身影，在他们的身后，有千千万万普通的人同样在为这场战争做出自己的牺牲，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不必要非要大喊大叫发出声音去震动别人的耳膜，我们只要知道他们在同我们一起战斗，不一定非要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可。你总不能让一位经济学家走到一线为非典患者做喉部切开手术，你不能要求一位社会学家为非典病人打针喂药，你不能要求一位法律专家站到非典预防药物攻关第一线与那些科学家一道进行预防药物的攻关测试。不知曹君以为那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如何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怎样才算发出自己的声音。
谢天谢地，作者最后终于为社会科学家们指出了一条赎罪的阳光大道：“心理学家要关注非典危机中一般人的心理问题，增强社会整体免疫力”，“传播学家要研究谣言传播规律问题，找出切断谣言传播途径的方法，”“政治学家要关注于研究政府为防治非典所制订的种种政策的综合成本问题”，“经济学家研究非典危机后如何救市如何振兴”，“法律学家要研究如何立法以保证此时脆弱敏感的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问题”。最后作者谆谆告诫“不是等到社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后，我们才从核心期刊上看到那些社会科学家们总结教训的这个论文，那个课题”。真得感激作者不辞辛劳，象一个循循善诱的名师，为社会科学家在每一个具体的领域都布置了一份明确的家庭作业。可是我不知作者有没有认真阅读过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作者所布置的家庭作业怎么有许多都被不善于发出声音的小学生提前完成了，而有些，则小学生们已经在做，这位老师只管布置家庭作业，怎么就想不起来检查一下。真到了“社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后”还要治小学生的罪，这可是天大的冤狱。
社会科学是一种软科学，社会科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大多是一种基础性研究。说社会科学是软科学一方面是其研究成果的体现不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物化为有形的东西，或者可以做为研究成果物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性也不同于象自然科学中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社会科学是软科学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往往受到与研究成果无关的制度因素的制约，经常不被采纳。但这已经超出社会科学的范围，不是社会学家们、社会学者们的过错。例如关于新闻开放的研究，关于民众知情权的研究，关于社会预警机制的研究实际上有些已经很成熟，但一直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而有些研究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而难有进展，所以我要提醒曹林君一句：并不是社会科学不关心社会，不关心非典，而是社会不关心社会科学。教训也不应由社会科学家来进行总结。难怪，原来曹林君是颠倒着看世界，焉有不反应迟钝的道理？说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基础性研究，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要被社会所认可（这是一个前提），在此基础上，体现在制度层面、法律层面、道德层面，从而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逐步提高公众的道德认知水平、道德实践能力、道德判断能力，提高社会的法制水平，理顺政府管理关系，理顺各种社会关系，创造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这种研究的价值才能最终显现。正是因为这种研究的基础性，所以不能搞大跃进式的突击行为。可笑的是，曹林君竟然以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可以和医用手套的生产一样在社会急需时只要加班加点，就能一夜之间出数万成果，立马产生巨大的效益。社会科学所进行的研究是前瞻型的研究，不是等战斗打响才去排兵布阵。
如果说社会科学在这场危机处理过程中无所作为，只会在危机结束后放一放马后炮的话，我要说，这样的看法不仅短视，而且肤浅。我们的媒体之所以能够在中央对非典的态度开放以后，迅速对非典进行全方位的报道、立体的审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传媒理论的深厚家底，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厚积薄发的喷发状态。我们的党和政府，之所以能够在经历了初始的犹豫之后，以开明的姿态对非典进行积极的应对，正是因为打开了社会科学家们的智囊。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八天时间里完成了一所现代化的传染病医院的组建，除了国家雄厚的物力保障以外，科学的管理、科学的施工方案是其关键。可以说，小汤山速度是现代管理的典范，是管理出效益，管理出生产力，管理转化为对生命的关注的典范。我们只所以能够迅速在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张起一张防治非典的天罗地网，是管理与法律、政治、社会道德和社会心理学等的密切结合的典范，是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强大的社会整合力的强有力的明证。又哪里只会放一放马后炮呢？
当然，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性、生动性，社会科学所面临的研究课题是复杂的，是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深化的，是要与时俱进的。当面临新的社会现象时有时难免措手不及因而会出现如作者所说的“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后”才有了课题，产生了论文。但这样的课题和论文仍是有其意义的，它是我们以后应对类似问题的解决之策。其实，研究的滞后性，研究成果的不断更新不仅产生于社会科学领域，自然科学同样遵循着这一不变的规律。非典突至，我们的医学研究不也滞后了吗？我们对病毒的认识过程不也是由非典发生才开始，而不断走向清晰的吗？即使我们在最快的时间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治疗和预防的方法，这不也是在“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后才取得的吗？奇怪的是当社会科学的研究出现偏差后，就会有人恨不得将其一棍子打死，而自然科学研究出现了缪误，则倾向于归因客观因素。太阳中心说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无知，可并不妨碍哥白尼成为探求真理、坚持真理的英雄，而在社会科学研究那怕有一丁点的与实际不符，整个理论会连同人本身一起被全盘否定。这不仅是社会科学本身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总之纵观《非》文，作者貌似对社会科学家们抱着恨铁不成钢的侠胆义胆，但骨子里透露出的是对社会科学的幸灾乐祸般的嘲讽。表面上是希望社会科学能在抗非典中有所作为，实际上透露着对社会科学没能像医生对病人打针喂药那样产生迅速疗效的鄙薄。作者只所以敢于站在自我欣赏的深井里指点着社会科学的江山，正是由于其傲慢的偏见。必须认识到，之所以使非典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得以横行无忌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正是我们长期忽视了社会科学，长期忽视社会学家的研究的必然结果。好在我们很快调整了思路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才逐渐使非典的蔓延得到有效扼制。非典型肺炎不仅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尊重自然科学、尊重医学的课程，同时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尊重社会科学的课程。这堂课可是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后才换得的呀，可怕的是如果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后还执迷不悟的话，可真的叫人乐不起来了！
（网友：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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