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学生张春鸣因腹泻至少4次到校医院看病，校医院诊断为肠炎并不同意其转院诊疗，他自费到北医三院看病，被确诊为肠癌晚期，最终医治不及死亡。据医学资料显示：肠癌如果发现得早，手术后还是有存活希望的。但是，张春鸣从首次看病到第一次做肠镜，竟因校医不同意转院而被拖了将近4个月。张春鸣的悲剧，将高校医疗体制的改革推向十字路口。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员说，北京市大学生所享受的公费医疗由两部分组成：政府承担80%，是直接划拨给学校的，剩下的20%，由学校和学生负担，学校视自身经济情况决定全额报销或部分报销。这样的制度，在笔者上大学的女儿那里得到验证：去校医院看病，一般只是开些常用药，品种不多，向学生收5%的费用。无法做相对复杂的查病，但转院要经校医院同意。这样的制度设计，基本属于“低标准，全包式”。不可否认，正是这样的制度设计，致使年仅21岁的清华学子丢掉了性命。

　　大学生医疗保障的“低标准全包式”制度，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最大的弱点在于漠视了当今人们普遍看重的人性化。首先，当初的制度设计者可能认为，大学生们没有收入，但他们年轻力壮，看病不多，“低标准全包式”适合他们。但是由于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的改变，大学生的意外伤害呈上升趋势，且有不少“老年病”提前发生在青年人身上；其次，如今大学生之间经济条件的差异越来越大，只用一个医疗保障模式，生硬地套在所有学生身上，学生们少了应有的选择；第三，校医院限于各种条件，少开药、开次药、少转院，很容易出现误诊、漏诊等情况。

　　80%由政府承担，如果是实报实销，按说学生的医疗条件不应该是低标准的。但如果政府承担的80%有总额限制，加上学校承担着其余20%的大部分，学校因为“少少宜善”的支出心理，人为压低了学生的医疗标准。这，不能不说是当前大学生医保制度的一大误区，有关部门应该对此予以重视，尽快拿出解决办法。

　　如何走出这一误区，笔者以为解决之道应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加大承担比例，为学校减轻负担。政府、高校、个人的负担比例本该有一个相对平衡的“度”，一旦打破，超支将难以控制；二是在当前高校、个人承担20%的基础上，通过学校和学生共投医疗保险来降低大病风险，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第三，推出多种医保形式，让不同经济条件的学生能有多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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