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的局势把在南部邻国科威特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置于尴尬的境地。撤走还是留在那里打工，成了这些中国人当前最热的话题。
在科中国人有1900人
科威特有230万居民，外籍人口高达150万，而科威特人只有80万。科威特每个政府部门都有一批外籍人做端茶倒水的杂活,平均每个科威特人家庭有两个外籍仆人。在外籍人中，印度人和埃及人最多，分别有35万和30万。在科威特的中国人数量非常有限，大约有1900人。其中在科威特搞建筑工程的劳务工人占了大多数,共1557人，其他还有中石油的20人,医疗队的13人等，他们都属于公派人员。近来由于局势紧张,一些暂无项目的公司人员已经撤离。
另外，还有一些因私来科威特打工挣钱的中国公民,他们从事的职业有护士、饭店服务员等，在科威特华人华侨联谊会登记的共230人。据联谊会主席董太康先生估计，这些人已经走了大约几十人，大部分仍在科威特。此外，在科威特目前还有十几名来自台湾和香港的中国人。
在科的中国人大多都对局势有不同程度的担心,认为科威特离伊拉克太近,媒体关于伊拉克生化武器的报道对他们有不小影响。不少人想回家避一避,但说起如何回家,又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想回国又怕丢了工作
2月13日与我们同机去科威特的十几个中国人中,有一位大连来的贾女士，在科威特的一家医院里做护士。她的休假刚刚结束,她从电视里完全了解目前的科威特局势,家里人很为她担心,她自己也觉着不踏实,但她还是按时回来了,原因是她舍不下自己的工作。她1个月的薪水合1万多人民币，而且食宿在医院里都不花钱。如果她不按期回来,她肯定失去这份工作。贾女士面临的麻烦,其实也是在科所有中国劳务人员的难处。
江苏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在科威特的老总倪正山，已经在中东做了近20年的项目。他们公司在科威特现有11个工程项目，共467人，在科威特的中资公司中人数排名第二。他的想法代表了这些公司管理层在撤离人员问题上的苦衷。倪正山坦言，现在没必要撤，因为局势并不像大家担心的那么糟糕。他说,这场战争看来是一定会打的，但那是在伊拉克国土上打,而不是在科威特打。他认为伊拉克的反击能力被夸张了。在科威特有危险，但只是很小的危险。除非科威特政府下了命令,否则停工就是违约，将带来很大损失。对工人来说,如果他们撤回国内,他们出来这几个月的工资及以后的收入将付之东流，而这些工人大多都是从苏北出来的,很多人出来时借了债。
他说,上次海湾战争，中国人大量撤离，后来联合国强行从伊拉克政府“石油换食品”计划的收入中扣除一部分,作为这些工人的赔偿,每人补了4000美元，而这次谁为这些工人们出钱呢？
撤退路线已经拟好
倪正山表示,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们肯定要带领全体工人转移,公司为此做了大量准备,按人头每人储备了24瓶1.5升的矿泉水,够40天食用的大米白面和榨菜，整理了工程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以备紧急撤离时记录工程的进展情况；另外准备了撤退经费、车辆，看好了路线等等。该做的准备都做了，在紧急情况下一定能撤得走。他说，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对此非常关心和重视，已经就此召集他们开过几次会。一旦撤退,将是在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的撤退，把车准备好，把人点齐才会走，不会是仓皇出逃。他同时介绍说,为了职工的安全，从现在起，他们将对职工进行特殊管理,每天上班、回宿舍两点一线，直到局势好转为止。
我们来到江苏公司的一处建筑工地,见到了来自江苏的一批劳务人员。这是在建的科威特最高的大楼,但刚起了两层,中国施工队承包了大楼的钢架和混凝土浇筑。一位名叫李长江的工人表示很想回去,认为生命比挣钱重要。他说很担心伊拉克对科威特使用生化武器。但另一名工人王春则表示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走。他说他有3个孩子，需要钱养家。出国8个月了,他没给家里写过信,因为妻子不识字,也没打过电话,因为家里没有电话，而他出国干两年,能给家里带回4万块钱。
工人们说，家里人都很担心他们，经常打电话来，这给他们增加了很大的心理负担。他们说，公司允许他们回去，但费用要由他们自理,而他们还没挣到钱，就先花路费,而且又失去了以后的挣钱机会，所以很为难。
华人都指望着使馆
董太康先生是上海人，1988年来到科威特,生意做得不错，因为热心肠，担任当地华人华侨联谊会主席。他说，自费出来的人大多也是打工的，没选择空间，虽然担心局势，但不到最后一刻一般不会走，但一旦危急，都会去找中国大使馆。现在使馆要求每个华人直接去使馆登记，以备应急之用。
经董先生联系,我们在科威特城以南一家磁砖厂里见到了一批因私来打工的中国工人。他们有24人,差不多都结婚了,也都有孩子,主要是河南人和山东人。他们住的地方就在车间旁边,一个房间里有四五张床,条件还算可以。在休息室里有一部大电视,装了卫星天线,可以看到国内的许多电视台,因此了解国内的事情很方便。他们的收入相当于一个月3000多元人民币,自己开伙,住宿不花钱。他们对局势显得更担心些。前不久，他们派代表与科威特老板谈过,希望能回家避避，等局势好了再回来，但老板不同意。老板的态度是:回家可以,但就不能再回来了。这让工人们很难割舍,因为他们出来时都交了3万元的中介费，他们的合同期是4年,现在一走，那3万元中介费就没了。
在工厂的走廊里,我看到了董先生翻译的防生化武器的说明贴在玻璃墙上。工人们说,他们很感谢董先生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也很感谢大使馆对他们的关心。他们现在不可能走,他们希望局势不像传说的那么严重,一旦真的出现危急情况,他们唯一指望的就是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他们说,他们相信祖国不会在关键时候不管他们的。说这句话时,他们的眼圈红了。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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