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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因泃河水起争议 缺水的中国需制度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董伟 李新玲
  2004年07月26日08:07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发源于燕山深处、流经平谷的泃河,是中国万千泃河流中籍籍无名的一条泃河流。但因为它流经京津两个直辖市,又成为两个水荒城市你争我抢的水源,而引人注目。天津蓟县拦腰而建的杨庄水库,把生活在泃河上下游同饮一泃河水的人们,分成了立场鲜明的两端。

  这场仍在进行中的水争,只是目前各地水务纠纷的冰山一角。

  中国不可能在每条泃河流上都设置“黄泃河委员会”一类的机构,但是每条泃河流都存在潜在着的争水矛盾。在水资源的绝对匮乏和相对合理使用之间,中国如何用水,已到了一个新的关口。

  围绕一座水库的两地争执

  一座白墙红顶的大坝,矗立在天津蓟县西北部山区紧靠北京平谷县的杨庄。大坝北侧的山谷里,形成一个面积不小的湖面,几座红砖平房紧邻水边,水位再高一些就会被淹没。这就是去年刚建成的蓟县杨庄“截潜工程”。但所有被采访到的当地人都说,其实叫水库更合适。

  截潜工程指的是用工程设施拦住地下松散沙砾石层的水量,也就是浅层地下水,不去拦截地表水,而水库是要蓄水的。

  在天津蓟县,这是一个几乎尽人皆知,但对外又讳莫如深的工程。因为在?泃河下游的平谷,从一开始就“时刻注意这边的动静”。

  北京市平谷区水资源管理局的有关人员说,杨庄水库一动工,他们马上就向北京市水利局反映了情况,并要求调解。“说是调解,其实就想让上面出面,不让他们建,因为杨庄水库就像我们脖子上的一把锁啊。它把水一拦,金海湖就废了。”

  金海湖,又名海子水库,初建于1958年,是北京市继密云、官厅之后的第三大水库。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时,金海湖曾是部分水上运动的比赛场所,并由此名噪一时,发展成为京郊最大的水上乐园,有“小北戴泃河”之称。据海子水库管理处副主任、工程师赵希敬说:“金海湖除了雨水,就靠?泃河流水补充。这年头儿,雨水不多,旱情不断,湖周围的人都指望?泃河呢。”

  从2000年开始,海子水库蓄水量明显减少。记者在海子水库水文观测记录上看到,2001年11月海子水库蓄水量是5654万立方米,比起1995年已经下降一半。2002年、2003年一路下降到2074万立方米,而今仅为1347万立方米,水高94.70米,达到历史最低点。

  一名工作人员领着记者看湖面的时候,指着脚底下说:“去年,这里水还没脚脖儿呢。”现在,水线已经在几米之外了。

  不过,建杨庄水库,蓟县已经念叨了40年,不会轻易松口。

  对于这个工程,从1984年就到蓟县水利部门工作的现水务局副局长王安说,真是几经周折,历时40多年,现在终于建成了。他介绍说,这个项目从1958年开始准备上马,当时是为了解决蓟县的农业灌溉问题,但因修建于桥水库、区域调整等原因几度搁置;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天津严重缺水,建设引滦入津,天津及蓟县均无暇于此;1992年计划立项,可是没有钱;1999年,海泃河流域规划中,终于把这个工程纳入,从2001年开始修建。“其实这个工程,等于是天津市对蓟县的一个补偿工程。”王安副局长说。

  蓟县在天津的北部,其中的于桥水库作为引滦入津的水源地,担负着向天津城区供水的任务,这个过去用于农业灌溉的水库中的水,蓟县是不允许动一滴的。另外,每天还有9万立方米的地下水被抽上来,输送到市内,用于一个大型化纤厂的生产用水。此外,在蓟县某地还利用地下水建了天津城区的备用水源地。

  可是蓟县的情况又如何呢?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普通百姓,一个说法:缺水,缺水,还是缺水。

  天津全年降水量只有500多毫米,而北部蓟县山区有的年份只有三四百毫米的降水量,而且地域分布不均,时间主要集中在7到9月。蓟县县城近10万人口的城区供水靠地下水,整个区域的农业灌溉、牲畜饮水全靠地下水。连续七八年干旱,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人畜饮水困难。地下水位更是连年下降。

  在离杨庄截潜工程不足5公里的罗庄镇,一个村民指着自家的水井说,七八年前打五六米深就可以出水,这几年水位一直下降。这是去年冬天新打的水井,打了40多米。

  而在水库东边约10公里的青松镇,一位妇女说,这里的井已经打到100多米深了,每周用抽水机往上抽水时,得花好长时间。

  平谷把官司递上去了,但是就像其他水务纠纷一样,公说公有理,婆讲婆有理,有关部门已经开了三次省际之间的协调会,一时也断不了案。“天旱缺水,谁也无可奈何。”这是上下游的人都说的话。谁都不是不懂道理,只是谁也不肯让,也不能让。

  水荒中的城市被水限制了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平均每年因旱受灾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5。全国600多座城市,有400多座城市缺水。

  各地方的水务纠纷接连不断。几年前,在年降雨量年为1500多毫米的湘江上游,因为争水,广西和湖南的两个县曾发生过械斗,万人参与。

  地处九泃河下梢、因水而得名的天津,如今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60立方米,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16,远远低于世界公认的人均占有量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

  水,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发展的命脉,同时也成为它和周围省市纠纷的根源。天津汉沽与泃河北丰南的老百姓曾因水产品养殖用水,发生过械斗;天津宁泃河与泃河北省因为地下水源地也曾发生纠纷。

  这一次,轮到了北京———另一个水荒中的城市。

  在平谷金海湖边种了一辈子地的王老汉说,“1958年海子水库建之前,是年年发洪水,一下就几十个村子都被冲走了。”不过这样的场景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

  有资料表明,民国初年,在平谷境内的?泃河设有寺渠、芮营、英城三大渡口,可运载重达10吨的货船。

  事实上,据平谷区水资源管理局农水科科长说,“自1998年之后,海子水库就没有再提过闸。”———因为已经无水可放了,30万亩的灌区已经名存实亡。“那些有钱打井的村镇打井浇地了,像夏各庄镇的一些村子打不了井,就又回到靠天吃饭了。”

  而对于平谷区而言,金海湖缺水不仅仅是农业灌溉受到影响的问题。按照平谷区的思路“工业强区、旅游富民”,但实际上平谷工业实力比起北京其他区郊县还是相对较弱的,所以依托金海湖把旅游产业带起来是区里规划的重中之重。

  记者看到一份平谷区描绘的金海湖的远景蓝图,“以24平方公里金海湖为基点,辅之于周边133平方公里辐射的占地面积,集国际水上游乐园区……将造就出北京有史以来面积最大,功能最全,设施最先进的绿色生态经济开发区。”但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因为水的不足,正面临根基上的威胁。   平谷区旅游局行业管理科张副科长说,“如果金海湖没有水了,那么什么都是白扯了。”   缺水的损失已经表现出来。   由于水面小了,很多水上项目办不起来,投资商不来,游客也在逐年减少。如果得不到有效补充,那么以水为源的旅游就将随着水而干涸。   天津的王安对平谷的说法不以为然,“按照水资源的重要顺序,先是饮用水,其次是生态用水和农业用水,金海湖是旅游用水,杨庄水库却是要供给天津蓟县城区近10万人的饮用水。如果说有影响,按重要程度,杨庄水库的重要性也应在前。”   一位蓟县人更是不忿,“北京在潮白泃河上游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包括库容40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影响到天津潮白泃河的水量,这样的先例谁又来制止过?”   有人能做这个判官吗?

  缺水的中国需要制度之解

  在中国,从2000年大旱之后,水资源短缺对整个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已经凸现,此后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对水的争夺此起彼伏。《亚洲华尔街日报》判断:“在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环境问题中,水资源问题可能是最紧迫而且影响范围最广的。”

  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季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水资源状况与经济安全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我国视水为一种公共物品,属于“无主之地”,对水资源浪费因此触目惊心:我国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达20%左右,仅北京市一年跑冒滴漏的水就达36万吨;我国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为218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10倍。

  在计划经济时代,水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和福利性的产品,由各级政府直接包办开发利用,不存在水资源使用权的合理分配、依法拥有、有偿转让的问题。对用水需求的满足,也是由政府负责无偿或低价供给。

  种种现象表明,水荒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沈国舫认为,要解决人祸水荒,就必须让市场体现水作为资源的价值。北京等城市纷纷提高水价即是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不过,沈国舫认为,“既然水有价就会有权,就会有产权问题,”价格杠杆只是手段,根子还在产权上。

  我国水法不同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水法,对水权的界定、分配、转让或交易都没有涉及。但中国的水权已呈萌动之势。

  面对水务纠纷,人们习惯性地希望上一级的政府能够出面进行调解,就像孩子们打架,家长要来定个是非。不过家长越来越不好当了。不仅仅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随着人口压力的不断升级、旱情的连绵延续,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渴求使得行政性分配捉襟见肘,两面不满意,八面不讨好。各地都在争水的矛盾中寻求一些解决之道。水利部也在浙江省东阳和义乌之间、余姚和慈溪之间的水权有偿转让进行了试点,但至今并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做法。

  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教授王浩评价说,从过去水利系统的实践来看,多是水权转让,都是在初始水权还没有固化下来就进行水权交易。“这些积极探索方向都是正确的,但是从真正的理论方法上比较确切开展水资源使用权的初始分配,还需要更多探索”。对于使用者而言,只有明晰了水权,把使用权固化了,节水才有原动力,节水型社会才有整个的宏观控制。水权初始分配,是政府进行宏观权属管理一个内在和核心的内容。

  日前,参加“松辽流域大凌泃河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实施方案”的20多位院士专家疾呼:为缺水的中国寻求制度之解。而这个“解”,在专家那里就是:推进水权制度建设,做好初始水权分配。

  但是作为主管部门,水利部的声音是谨慎的。   吴季松说,水作为一项牵涉所有人的战略性资源,不管是用费提价还是变革管理制度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对蓟县修水库一事未做具体评论。

  对于跨省际流域性水源争夺,吴季松说,“过去修建水库只是进行工程设计,今后要依据水权进行水库设计。蓄多少水,蓄谁的水,有没有权利蓄这么多水,这些都是设计水库的依据。”

  他表示,“这里面有个认识问题:一是并非雨下在哪里,这些水的使用权就属于谁,包括地下水;二是在一个地方修了水库,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就取得了全部使用权。”谁也不能不顾上下左右,建立水权制度就是要考虑建立一个有序的取水制度。

  虽然平谷人很不乐意,但是杨庄水库却如期竣工使用。

  金海湖管委会的张艳高说,“人家修水库我们也无能为力,毕竟水从人家门前过,没有理由不让人家取。”旁边有人插话说:“要是国务院出面下个命令就好了。”

  他们还是希望走原来行政解决的路子,“比较直接,比较快些”。水权制度对他们来说,有些“远水解不了近渴”。

来源:新华社-半月谈 (责任编辑: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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