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 大自然忠实的卫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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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
在“自然之友”俭朴的办公室里，我与会长梁从诫先生作了一番交谈。
谈话将结束时，他仍意犹未尽，从桌边拿起了3张图表向我展示，这是他刚为北京的中学教师作环境教育报告而绘制的。其中一张是中国的人口分布图，一张是全国的自然生态植被分布示意图，另一张则是从汉代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图表。梁从诫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调给我解说：从这3张图表看，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拥挤在东部狭小的土地上，而人口却不断增长，特别是新中国初期的30年，呈陡然激增态势；大面积天然绿色林带在人类的侵蚀下骤减，已退居中国版图边缘地位，面对这样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现状，难道我们不应感到万分忧虑吗？难道我们还不应奋起做些事情吗！
我想，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声音，也是7年来，他每一天都倾力忙碌的动因。
“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1993年6月5日，正是当年的“世界环境日”。在北京郊外一座公园的古塔下，一群知识分子通过聚谈环保得出了一个共识：为了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组织起来，行动起来。
第二年3月，由这次聚会参加者发起的“中国文化书院·绿色书院”，经过一年的艰难申请宣告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梁先生也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的宗旨，亲切地称自己的组织为“自然之友”。他便是“自然之友”的领导人。
梁先生原是研究历史的学者，他的祖父为著名维新思想家梁启超，父亲是被誉为“国宝”之一的中国建筑史学奠基人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是品貌超群的一代才女。虽然与长辈研究的志趣领域不同，但长辈治学为人的操守，却潜移默化地濡染了他。
对于家世，梁先生从来都很淡漠。唯有一件事，他倒愿意回溯：那是抗战初期，他母亲因疾病缠身久卧病榻，而日军铁蹄步步进逼，局势危若累卵。他听见母亲和父亲商量，如果日军打到家门口，就一起投入窗外的长江。“那我怎么办？”年幼的梁从诫问。“真要到那时候，也就顾不上你了。你不是从小就听我们讲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吗？”
后来，在史学领域研修梳理经年，梁从诫对所谓“士大夫精神”有了感悟。他曾说，“如果说我从祖父和父母身上继承了点什么的话，那也就是一点信念：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
“就我来说，是有机会和条件去国外，过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的。但我自知，那不是我想要过的生活，我要做的事是为自己祖国竭尽全力，去尽一种社会的责任。正是出于责任感，我投身于环保。”
关于梁从诫置身环保事业，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曾作过如下评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的。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克林顿说：“哦，那是我的表亲！”
1995年秋，梁先生听到了一个坏消息：“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受到了严重威胁！”
滇金丝猴生活在云南西北地区，它们的数量极其稀少，属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然而，1995年，当地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竟决定砍伐这里1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一位曾在白马雪山拍摄滇金丝猴的云南林业厅的职工、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听到此讯非常气愤，他开始为金丝猴的命运上下奔走，四处呼吁，却毫无结果。
情急之下，奚志农把滇金丝猴面临的危急处境，写信告诉了北京《大自然》杂志的主编唐锡阳。唐先生一面写信向国家环境委主任宋健反映情况，一面又把危情转告了好友、“自然之友”的会长梁从诫。
梁先生闻讯后，马上通过“自然之友”的新闻界会员朋友，在报刊迅速报道传播滇金丝猴生存环境面临威胁的事实；尔后，又直接向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获得了一位副总理的正式批示，继而另一位领导也作了批示。有了两位中央领导人的明确批示，才制止了云南德钦县对天然原始森林的砍伐，国家为此给予了当地大笔财政补偿。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8年，人们竟发现，那里的天然林砍伐行为，并没有真正地终止。梁先生再次请“自然之友”身在媒体的会员，迅即将这一情况通报中央电视台。电视台记者很快赶到滇西北进行现场采访，并在《焦点访谈》节目中，将此事向社会曝光，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力量，迫使当地政府部门迅速采取措施，切实严令禁止了对原始天然林的砍伐破坏。滇金丝猴最后的栖息地终于保存下来。
1998年，克林顿访华期间，特意安排在桂林与中国民间环保人士讨论环境问题。梁先生将“自然之友”会员奚志农拍摄的滇金丝猴母子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
克林顿饶有兴致地问：“这种金丝猴的数量还有多少？”
“不足1200只。”梁先生说，“而且据我们所知，这是灵长类中除了人类之外唯一的红唇动物。”
克林顿认真地端详照片：“哦，那是我的表亲！”全场闻言大笑起来。
保护藏羚羊
藏羚羊是我国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现今也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的羊绒可以织成披肩，其价值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贵。利欲熏心的盗猎分子，经常开着车，在高原上大肆追杀藏羚羊。近年来，藏羚羊已经从几十万只骤减到7万余只，成了真正的濒危物种。
为保护藏羚羊，青海省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带领一支队伍，与盗猎分子进行顽强斗争，并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纪念心目中的英雄，在那里探险和拍摄藏羚羊的环保志愿者杨欣决心在可可西里的长江源头建一座“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为筹款，杨欣闭门一个多月写就《长江魂》一书，而后将书给企业作抵押，向厂家订购保护站设备。
梁从诫得知了此事，旋即给杨欣打电话，“你到北京来，我给你组织演讲报告会，咱们一个学校一个学校讲，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卖书，卖书还钱！”那个炎热的夏天，梁先生和杨欣等几个志愿者在首都高校不停地演讲、卖书。
1998年10月间，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梁先生了解到英国是藏羚羊绒制品的主要经销国，便致信布莱尔，吁请他有效制止英国国内藏羚绒的非法贸易，保护藏羚羊。布莱尔很快复信表示同情和支持。布莱尔特意安排时间与梁先生共商对策。回国后，布莱尔又指示英国环保部门关注这一问题。
1999年2月1日，梁先生又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提交了《“自然之友”关于保护藏羚羊问题的报告和建议》。建议由中央主管部门对藏羚羊保护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并建立青海、西藏、新疆3省区联防制度。国家林业局参考“自然之友”建议，从4月至5月在3省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反盗猎的“可可西里一号行动”，获得重大战果。
就在这一年的5月，67岁高龄的梁先生和老伴，和几个“自然之友”会员、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中国代表，一起登上了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参加了烧毁收缴的400多张藏羚羊皮的活动。
如果环保工作一呼百应，那就不用我们做了
“自然之友”这个民间环保团体没有经费来源，完全靠国内外团体的捐资和志愿者的捐助。梁先生就先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作为团体开始活动的经费。诚如梁先生所言，热衷环保的都是有社会良知的好人，自私冷漠者不会关心。
梁先生和志同道合者们给“自然之友”确定的行动宗旨是：“不唱绿色高调，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以环保教育为主，提高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环境保护意识。”
几年前，年近90岁的日本治沙专家远山正雄，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内蒙古恩格贝沙漠植树，从此把那里当成了家。当梁先生听说至今没有中国志愿者去参加植树时，深为震动地说：“这太不像话了！别人不去，我们‘自然之友’不能不去。”从此，自费买树苗、自费去恩格贝沙漠植树，成了“自然之友”组织的固定活动项目。
如今，“自然之友”已有许多会员和1000多个会员团体。每一年，“自然之友”都会增加新的环境教育项目，比如“羚羊车”流动环境教学网计划；与全国青少年基金会合作，在广大农村开展“绿色希望行动”。
7年来，他们举办了由专家主讲的“绿色讲座”30余次，会员应邀到各学校、团体作报告或讲课百余次，多次组织中小学生环保（冬）夏令营及“大学生绿色营”活动，参与出版了多种环保主题出版物。
此外，“自然之友”还积极参与解决具体的环境问题，曾就治山和治水的关系、首钢搬迁、城镇消费野生动物等问题通过全国政协渠道向政府提出相应建议，并通过传媒很好地宣传了“自然之友”的环保主张。
2000年，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协会，共同将“地球奖”颁发给梁从诫先生。梁先生在答谢辞中说：“什么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多到得不了奖就好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4月11日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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