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IT >> IT专题 >> 2002中国网络媒体论坛 >> 研究论文 2002年8月17日17:54


网络信息服务的版权问题:以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为对象

张  平

    
北京大学教授张平

    数字化技术已渗透到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数字医院、数字银行、数字教育、数字商场等等。而图书馆作为人类文化资料的汇集地,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文化信息资料收集、存储的最大化并在网络空间向读者开放,那么人们即可以在点击之间感受到人类所有的文化成果在指间的流动,因而在网络中产生数字图书馆也就呼之欲出了。

    美国、日本、欧洲一些国家的国家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纷纷开始建设数字图书馆。在中国,为了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网络中得到充分的应用、传播与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一些计算机技术公司或网站也开始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经过几年的发展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在技术方面已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在数据库尤其是在数字图书馆收集信息时(或扩大范围称为网络使用)涉及到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等方面依旧存在很多法律问题,这些问题甚至成为阻碍数字图书馆乃至整个互联网发展的"拦路虎"。它们把知识产权法学界的学者们研究的目光逐渐转到了与数字图书馆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一、 数字图书馆的概念

    分析、研究数字图书馆的法律问题,首先应明确数字图书馆的概念、功能以及其主体性质,进而讨论在相应法律环境下它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在传统意义上,图书馆是指"搜集、整理、收藏和交流文化资料,以供读者进行学习和参考研究的文化机构, 依其服务对象与工作范围分为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工厂图书馆、农村图书馆、科学图书馆等"。  我国自汉代以来,历代均有以阁、馆、楼、堂、斋、室为名的公私藏书机构(从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网络上的图书馆名称很有返古倾向),清末始用'图书馆'之名。" 

    对于图书馆的分类,《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图书馆分为国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私立图书馆等。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的分类中,又引入数字图书馆的概念。但是,目前对数字图书馆尚未有一个精确的定义。

    数字图书馆来自于英文digital library的翻译,有专家认为将library译为资料库  更为贴切,并且这一资料库又是一个"海量数据库"。  也就是说只要是现实社会存在的信息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图书馆的"藏书",数字图书馆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开放式的信息库。数字图书馆本身也是一套完整的信息技术体系,大体上分为四个层次:一是要求把传统形式的信息转化成数字化信息;二是要运用电子技术来储存和管理已经生成的数字化信息;三是要提供数字化图书馆的访问查询技术;四是实现相互式访问。 

    数字图书馆因其能够提供图书资料的在线、高效、多媒体、信息流量大的阅读、检索与复制服务,从而突破了图书馆传统概念。但是在将数字技术与图书馆结合起来的时候,著作权保护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原来图书馆享有的很少的合理使用的"优惠"政策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在信息利用上,著作权人、社会公众及数字图书馆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冲突。

    二、 数字图书馆信息来源的版权现状

    目前网上名为图书馆、书库,书城,书院或其他名字的各类作品的阅读类网站数不胜数。从本文调查的数字图书馆等网站  的版权现状来看,除传统图书馆将现有的图书编目及馆藏等状况数字化上网以外,很多网站都以全文上载形式使用作品,就其功能和上载内容来看具有传统图书馆阅览、藏书的性质。而且许多网站都在其主页的某个位置标注版权声明,但是符合法律规范的声明很少:

    1)某些网站没有任何版权声明,上载作品既未经过作者许可,也不支付任何费用,  有的网站甚至连作者的姓名都一并省略;

    2)大部分网站只在其主页上写上一句简单的字样:"版权所有"或"All rights reserved",或者"上载作品的版权属于作者,如有异议,请与网站联系,或者应作者要求,可立即删除"等。这些网站多属于"拿来主义"网站,即,将他人的作品未经权利人许可上载到网站上,然后作此声明; 

    3)有些网站则标明:"本网站属于个人收藏性质,作品著作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不得作为商业用途。如有任何意见,请来信。"等。这类网站非常"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范围里;

    4)有的网站明知未经作者直接授权而上网使用作品存在著作权问题,为了弥补,通过销售在线阅读卡,经自设的浏览器软件进行在线阅读统计,然后按照点击率通过委托著作权保护中心向作者转付著作权使用费。  但是这样做仅仅解决了使用他人作品的付费问题(付费的标准问题暂且不论),没有解决授权许可问题; 

    5)只有少数网站有比较好的版权声明,如它们在网站中设有专门的版权页,上网使用的作品均经过作者授权,使用费按照网站与作者的合同约定支付。但是他们取得授权的作品量非常有限,与那些"拿来主义"网站无需任何版权成本的信息在数量上无法相比; 

    6)国家图书馆以及许多大学的学校数字图书馆由于在现阶段无法取得所有馆藏图书作者的网络传输的授权许可,实际上处于提供图书编目、检索服务阶段。

    综上多种表现,产生网络使用作品版权状态混乱的原因有三:一是部分网站(不论是个人收藏性质还是商业网站)著作权保护意识淡漠,不遵守著作权法的法律规定;二是对于"浩瀚无边"作品,网站没有一个畅通的授权渠道去获得每一个作者的授权(而并不是多数作者不愿授权);三是由于各类作品、作者数量巨大、且作者分布广泛,要求网站自身必须取得每一个作者的许可不具有事实上的可操作性。

    如果不能向读者提供真正的内容"阅览"(浏览)服务,仅仅提供"题录"和"摘要"服务,就不能完全满足读者到图书馆阅读的原始目的,数字图书馆也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图书馆,同时也是对数字图书馆赖以生存的"快捷、高效、海量信息、交互式服务"的网络的一种讽刺。如果要求网站必须取得每一个作者的同意才能使用其作品,那么网站的成本将会无限攀升,任何一家网站都将无法存活。这样不仅会影响文学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而且如果发展之极,互联网就没有内容可看,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三、数字图书馆的主体性质及版权许可

    (一)数字图书馆的主体性质

    从数字图书馆的名称来看,似乎应当享有传统图书馆在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各种权利与义务,但是从前述的分析看出,其功能和表现形式已有别于传统图书馆:

    1)"公益"(Public)服务与"营利"服务共存;

    2)"书店"(Bookstore)服务与"图书馆"(Library)服务共存

    3)"内容"服务(ICP)与"链接"服务(IAP)共存

    4)"文字"(literature)服务与"多媒体"(multimedia)服务共存

    数字图书馆的多重角色使得我们在讨论其著作权保护时应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区别对待。就数字图书馆在"作品收集"和"内容服务"时,完全属于作品的传播者,以网络内容提供者(ICP)在著作权保护中的地位论之较为合适。

    (二)数字图书馆的版权法律地位

    将作品制作成电子版本(包括数字化制品、网络传输的电子文本)是对作品进行再一次复制使用,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权利:

    1) 对已发表的作品进行数字化制作,不仅会涉及到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而且更会涉及到作者财产权利,如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获得报酬的权利;

    2) 对于未发表的作品,除上述这些权利外还会涉及到作者的发表权;

    3) 对于进入公有领域作品的采集会涉及到作者的人身权;

    4) 对于已经出版的图书、期刊的采集会涉及到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

    5) 对于翻译作品,还涉及到国外作者的各项权利。

    由于涉及到以上这么众多的权利,使得图书馆在信息时代中的法律地位问题,从一开始就成为数字化、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的讨论中的焦点问题。作为人类知识记录的受托管理人,图书馆必须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保存和提供人类文化、科研、学术成果,在保护国家资源、民族文化方面,图书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国家都专门设立《图书馆法》保护图书馆,其中对于传统图书馆在收集、复制作品的过程产生的著作权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合理使用"条件,而且条件限定十分严格。然而,就目前各国著作权法对图书馆使用作品的规定来看,现行著作权法体系并不利于图书馆在数字化环境中生存。

    美国版权法对图书馆复制他人作品做出了极为严格的免责规定:1)复制、发行不能有任何直接和间接商业利益;2)图书馆藏书必须向公众或不仅向与该馆有关系的人员,而且向在某一专业领域从事研究的其他开放;3)作品的复制发行必须有版权标记。在1995年美国的NII白皮书中也指出:图书馆复制发行版权作品而不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况包括:

    1) 存档复制,包括一般复制手段的复制以及"用缩微胶卷或静电复印过程制作手稿的照相复制件,但不可以在信息系统中用机读语言复制作品。显然,这种免责不包括以电子或数字形式保存作品;

    2) 替换复制,为了代替损坏、恶化、丢失或被盗的复制件或录音制品,可以以保真本形式复制,但不允许以数字形式复制已发表作品(至少在已发表作品的原始复制件不是数字形式时);

    3) 文章摘录、用于学术目的的绝版复制,但都必须标明版权警告;

    4) 馆际互借,允许少量复制进行馆际互借,但禁止复制数量大到足以取代对作品的预定或购买的行为。

    在解释如何以"借"为目的而进行的不是属于足以取代对作品的预订或购买的大量复制时,该白皮书引用了美国版权作品新技术应用委员会(CONTU)的准则,即:图书馆对最近5年任何期刊中的文章每年只可以"借"不超过五份的复制品。尽管这一准则不能按部就班地扩展到"借阅"电子出版物上去,然而,很明显,也不允许以数字形式对作品进行没有限制的复制。 

    德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允许为了个人学术、记录等目的自己复制作品或让他人复制,但对图书馆使用自备的复印机复印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时,著作权人有向图书馆获得报酬的权利。 日本著作权法第31条对图书馆的复制规定了相当严格的条件,对图书馆提供给使用者的复印服务、资料保存以及馆际互借也都有许多限制。

    伯尔尼公约没有对图书馆复制作明确规定,但是根据该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许多国家的著作权法都设立了有关图书馆复制的详细限制,而从这些规定看,尽管没有预见到利用通讯网络的传播和复制的问题,但比照传统复制的有关规定,图书馆的数字化复制更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我国的著作权法  第22条第1款第8项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即使用方式仅为:为了满足馆藏的需要而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且数量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在四项法定许可中也不包括图书馆,所以,图书馆要将作品数字化,已超出合理使用的范围。

    按照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第48号)第3条的规定,如果将数字图书馆看作是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ICP)的话,可以对一部分作品享有在网络上的法定许可转载权,即数字图书馆可以自由转载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在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而一旦发生著作权侵权,也只适用直接故意的过错归责原则。因此,数字图书馆网站对这部分作品大可不必审查其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仅在接到相关权利人的警告后再履行检查和确定是否删除相关文件的义务。如果说,数字图书馆因需采集"海量数据内容"就需取得作品使用权的"海量许可",那么这一司法解释所给予数字图书馆(或说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特别照顾"也仅仅属于"沧海一粟"。况且,按照在2001年10月27日颁布并实施的《著作权法》修订案,似乎这一法定许可与新增设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有矛盾之嫌。而对于在新《著作权法》中提到的有关网络著作权问题的专门规定人们还在拭目以待。

    (三)处理"海量许可"的现有法律模式

    著作权作为私权,属于绝对权,应当是个别行使的。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管理私权的方法也有所改变。印刷和摄影、录音和录像、广播和电视、复印机和传真机、电影与多媒体等新技术的产生,都开辟了新的大量使用文学艺术作品的途径,也生成了许多新的著作权利,但同时也使得这些新产生的权利行使更难控制,权利规避以及侵害现象表现的更为严重。为了解决这种大量权利使用问题,各国创立了不同的集中管理著作权体系:

    1) 征收定额税金。如德国的VG Wort,对学校、大学、研究设施、公共图书馆或复印服务提供者等复印单位,课以支付附加税的义务。附加税得来的收入,集中在征收团体,并由征收团体分配给登记的著作权持有者 ;

    2) 建立著作权处理中心。如美国的CCC(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作为非营利团体,向作品使用者和作者、出版者提供集中复制许可和使用费支付服务。主要通过两类合同进行,其一是中心与著作权人之间的合同,其二是中心作为著作权人的代理人与使用者团体之间的合同。这类中心也有以著作权许可代理公司名义出现,如英国的CLA(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Ltd.);

    3) 通过权利管理信息进行使用控制。1996年12 月通过的《WIPO表演与唱片条约》和《WIPO世界版权条约》中,确认了在作品的每一件复制件或在作品向公众进行传播时可以出现权利管理信息,并受到保护,未经许可不得除去和改变任何权利管理信息。在这之前,也曾采取过制造有信息处理功能的复印机。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对作品的使用进行控制,也被认为是赋予了著作权人的一种"权利标识权"; 

    4) 扩张代理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这是一种将权利持有者集团与使用者集团之间的合同扩大到第三人的代理制度,而且,征收来的费用也分配给不属于该团体成员的权利持有者,这已超出会员制的管理,目前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对稿酬收转的管理就采取这一模式;

    5) 个人管理方式。即使是某些权利管理被集中化了,也决不意味着排除向个人化管理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因为法律已经授予了每个权利人对其智力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那么权利人有权通过契约自行决定其权利的行使方式以及对价,且应当遵守契约自由原则。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保留个人管理方式,至少体现在权利集体管理方面应以自愿参加为原则。

    (四)著作权集体管理的作用与限制

    上述对著作权的集中管理主要都是通过不同性质作品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进行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基本功能(包括获得作者授权、征收版税和分配版税等)在实现保护作者著作权权利、帮助使用者以合法快捷方式使用作品的目的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社会作用。而且这一模式在发达国家的运行已很成熟。但是面对网络环境中出现的大量著作权使用问题,虽然在这些国家的解决有一定的法律和制度基础,但是目前的集体管理制度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如网络上的复制数量及价格的确定,多媒体的个别作品的著作权处理等,在实践中存在很多局限性。

    而在我国问题就更为严重。我国目前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尚不完善,目前仅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对于文字作品、美术作品、声像作品、计算机软件作品等都没有专门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 1998年9月成立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设有版权代理和版权集体管理、报酬收转等职能部门,但是对涉及的不同作品形式、多种使用方式如何管理尚未有具体管理办法出台。然而即使各类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建立起来,也只能解决法定许可的稿酬收转问题,限于获得许可仍需遵循会员登记制度,对没有在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登记的著作权人,仍然不能通过集团许可解决。因此如何解决大量著作权许可问题,无论是对数字图书馆还是其他网络内容提供者,在我国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

    如果说全世界对网络著作权保护都感到力不从心,那么人们是否应当思考一下版权制度本身的问题呢?一项权利如果不能被社会广大公众认可,这一权利也就形同虚设。换言之,制定一部法律的结果是使社会大多数人进入违法行列,那么这部法律便不会为这个社会服务了,相对于著作权管理权利的能力而言,著作权法设立不适当的权利在牺牲了全社会的效率的前提下也并没有给著作权人带来更好的保护。这样的法律制度就应当考虑进行适当的调整了。

    四、思考与建议之一:立法途径-法定许可与合理使用

    制度在网络版权保护中的适当引入

    (一)集体管理制度的局限性及法定许可制度可行性

    集体管理制度最初的建立源于对作家、作曲家的保护,那时的作家、作曲家是社会上的少数人,需要保护的作者也是社会上的少数,因此实行会员制是可行的。而在信息时代,"作者"几乎涉及到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如果要每一个人都同集体管理机构签一个授权合同,实际上就相当于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跟社会的每一个人签订一个契约,这样的契约就由私权的个别行使变为社会行使,这种秩序的实现,通过在法律上的默示许可或者称作法定许可便迎刃而解了。所谓的法定许可并不是没有约束的自由使用,而是对于已发表的作品以有限的使用方式的有偿使用。也就是说:对于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以网络浏览或控制下载等复制形式使用作品,并通过集体管理机构以政府规定的平均报酬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这样,集体管理机构对这部分作品的使用就仅充当征收版税和分配版税的角色了,不但"海量许可"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作者的人身价值和财产价值也在作品被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

    著作权不是一种仅为索取报酬的权利,作者希望在作品的使用时尊重其精神权利,许可权中实际上包含有尊重作者精神权利的成分,有时作者可能不屑于报酬的多少,但必须事先征得其同意,这就是对作者人格的尊重。但是,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如:复印机技术、照相技术、录音、录像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作品未经许可被复制的可能性急剧增加,而且已经到了作者不能控制的局面,于是,权利人开始考虑在复制设备上收取版税,如复印机、录音机等,权利人的报酬从复制设备制造商处获得。进而又担心,一旦这些复制设备的销量在市场达到饱和或衰落,所收取的使用费可能不能反映私人复印或家庭录音持续增长的情况,著作权人的权利仍然没有被充分保护,于是在复制材料上也开始收取版税,如录音带、录像带等。到了互联网的时代,这些复制方式相比之下都不足为重了,权利人担心更多、更不可控制的是在网络上对作品的使用,那么,是否开始考虑对计算机增收版税了呢?而如果有一天人人都有一台计算机,人人都要缴纳版税了,包括作者自己。在这种人人都是作者,人人都是使用者的社会,通过繁复的版权授权制度来体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是效率非常低下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权利人要向每一位复制其作品的人行使授权和收取报酬的权利,那么这种制度本身就难以维持了,而法定许可制度是不使那些未经作者授权使用其作品的使用者处于不断违法状况的惟一有效手段。 

    法定许可制度曾经遭到许多国家的反对,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前,这一制度可能对作者权益的损害较大,但在互联网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作者自己都不能不受益于这一信息工具的时候,法定许可制度在保障使用者最大可能利用因特网信息的同时,也保障了作者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和最实际的保护。

    (二)适当放宽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

    为教育与科研目的使用作品是多数国家的版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主要方式。中国著作权法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以及"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   

    网络环境下应当给私人使用与教育科研目的使用作品以足够的合理空间。著作权人的电子复制权和网络传输权不易延伸到网络在线教育与科学研究中的个体行为,无论这一个体行为有多少。有观点认为,网络环境下个人的合理使用应受到限制,原因是在庞大的个人使用群中,著作权人失去了巨大的盈利市场,尽管这一市场以潜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多数国家的版权法都没有从正面提到对权利人的潜在利益给予保护,但是在有些判例中,确实作出了版权扩张的判决。  随着使用因特网的人越来越多,尤其在网络教育中,面对的是大量的不特定的教育对象,著作权人对教师和研究人员主张潜在利益损失是不现实的,他们应当将目光对准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者。

    著作权法合理使用范围如何确定要取决于利益平衡的结果。尽管在以教育、学术、图书馆领域为代表的学术界与产业界尤其是软件版权人(多为大型企业主)以及为这些产业服务的律师之间为合理使用的扩大还是缩小争论的相当激烈,  著作权法在保护作者利益还是公众利益的平衡上,最终的伴随效果应是促进全社会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繁荣,这是著作权法的目的。

    合理使用的适当扩大目前在我国,可以体现在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5项、第6项、第8项上。关于第5项,能否将ICP视为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将在网络上公开发表视为在公众集会上发表;关于第6项,将课堂教学扩展到网络教学,但使用的权利只限于浏览,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打印和下载,(这相当于教师在黑板上的版书);关于第8项,应允许图书馆等机构进行电子版本的馆藏复制,并可以提供浏览服务,就像目前图书馆珍藏本亦可以有限制的出借一样。

    (三)数字图书馆作为作品的传播者享有法定许可权的具体规范

    数字图书馆虽然与传统图书馆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作为网络信息传播者,数字图书馆应该有更多的接受法定许可的权利,就像出版社、表演者、广播电台、电视台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那样可以不用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必须支付报酬一样。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法定许可的规定仅适用于作品传播者中的特殊主体的特定使用。

    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原著作权法第35条第2款  规定:"表演者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进行营业性演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原著作权法第37条  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原著作权法第40条  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并且除本法规定可以不支付报酬的以外,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纵观这几类主体,其共性均为作品的传播者,而这些获得法定许可的情况,均是对已发表作品的使用。

    从网络服务商的作用看,充当的也是作品传播者的角色,现在的网络杂志或电子出版商也都有网络服务商的色彩,但是他们却不享有上述特殊主体使用他人已发表作品的法定许可权,更没有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权利。这未免是对被称为与传统媒体并列的"第四媒体"--网络媒体的一种歧视。尽管上述四种法定许可情况与国际保护趋势相悖,在这次著作权法修改中进行了调整(法定许可的条件更为苛刻,主体范围更为缩小,但是法定许可制度在著作权法中并没有去掉),尽管国内学者在这方面持有许多异议,但是笔者认为法定许可的存在是有合理的社会背景的。现代著作权制度建立在工业社会发展之初,一切以保护私权为重,尤其在大陆法系的理论中,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著作权保护中更是根深蒂固,如:自然人作者理念、著作权的精神权利不可转让,合理使用的严格限制等。当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尤其是当互联网已成为人们传播信息和交流信息的必要工具时,这种"教条"的保护私权的制度在影响到社会公众获得基本信息的同时,也变得无法有效实行,盗版问题、遍"网"都是的侵权现状最能说明问题。笔者在此绝没有"盗版合理"之说,也不主张"存在即是合理的",而是试图论证一项制度应当为社会有效的服务。实践中来自技术界对版权保护的反抗要比法学界更为明显,众所周知的自由软件的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原则及Copyleft 和Copywrong  之版权叛逆之说最能说明版权扩张的结果。

    另一方面,就是考虑我国的国情也应该在著作权保护上适当作政策上的调整。在我国,传播媒体还没有完全商业化,市场运作还很不成熟,更为严重的是中文信息在网络上还非常匮乏,我们应当给网络服务商一段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

    对网络服务商的法定许可权可类比著作权法32条的规定给以有关转载的法定许可,类比第40条的规定给以有关网络播放的法定许可权。著作权人可以通过著作权声明不接受这些法定许可。考虑网络传播的地域之大、速度之快由此而给权利人带来的经济利益损失,可以通过提高使用费来弥补。此外,也并不是对网上所有大大小小的网络商都给以法定许可,就像其他邻接权主体的认定一样,具备一定的资格条件并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的才可以享有法定许可权。

    按照知识产权保护理论中的"产业政策论",当国家的某一产业尚不发达时,不宜给以过高的保护,而从我国著作权法尚存在法定许可的情况下,给网络服务商以类似于其他作品传播者法定许可权并不为过。

    数字图书馆遇到的版权问题也是互联网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论是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法律都要考虑调整定位,保护能够保护的权利,促进社会进步。法定许可制度应当是所有国家面对网络环境解决著作权问题的适当考虑。

    以上,仅是法律构想之言,在法律尚未有改变同时我国集体管理机构还不完善时,目前数字图书馆只能考虑以下几种途径来解决作品授权问题:

    第一, 求助于政府支持。既然图书馆有公益服务的角色,政府就应该给以财政支持,而这一支持中的相当一部分应用于获得著作权许可使用的费用,这一成本是不能轻视的;

    第二, 以向社会发布启事的方式获得作者授权,在目前来看,有些作者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在网上传播的,只不过是未找到授权渠道。在网上制定一系列的标准合同,保证一个快捷、方便、可靠的授权途径和技术支持,并且针对不同作者、不同目的、不同时间地域、不同权利范围签订授权许可使用合同;

    第三, 通过各类学会、协会等行业团体出面组织、代理有关著作权的事宜,行业组织的社会功能在不断扩大,他们可以代表会员的利益,解决作品使用的授权与付酬问题。 

    第四, 利用ICP的身份适当享有法定许可权;

    五、 思考与建议之二:合同法保护-版权声明与格式合同

    数字图书馆在建立使用的过程中要尊重他人的著作权,合法使用作品避免侵权发生,但是在数字图书馆初步形成后,就要注意依法保护自己的著作权了。当他人利用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库时,应当有相应的技术手段与管理措施,包括信息交换、电子出版、合理利用。针对数字图书馆今后可能扮演的会是公益事业与有偿服务双重角色,其著作权管理可以主要通过一系列的著作权声明及许可使用合同来进行。

    (一)著作权声明

    著作权声明与许可使用条件是著作权保护中永远的话题,但其前提一直是模糊的,这反映在对合理使用的确定上。个人使用或是非营利使用始终是这一前提的基础,网上的著作权声明亦即如此。我们来看一下纽约时报的著作权声明:"带有著作权声明的文件未经许可,不得出版、传播或销售。用户不可更改,参与转让或出卖、复制销售、表演、展示或以任何方式使用其内容。"但是,"用户可以只是为了个人使用下载或复制其内容以及在这项服务上展示出来的可下载的项目。超出个人的商业性使用复制或储存被严厉禁止"。在这里用户的个人使用,商业使用,非商业使用都没有具体定义。而在因特网上,个人用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消费者型",一种是"专业型"。他们的使用结果对著作权人来说是不同的。"消费者型"的终端使用者无论他们在网上发现了什么,通常都会是很兴奋。有人称其为"愚蠢但却快乐的信息消费者",他们给出主题词后可能找到几百甚至几千条相关信息,看过前面几条,发现了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就离线了或者不知漫游到什么网站上去了。这种类型的人不会请求图书馆服务人员帮助检索,他们也不会从事商业活动,不会控制信息的价值,如果信息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是过时的,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经济损失,(最多支付一下上网费)。这些使用者在网上漫游时也不大注意什么著作权声明,而这种人也不是著作权声明需要提示的人。

    "专业型"的用户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他们有可能是科学家、商业管理者,医生、律师以及一些将因特网作为工具来收集必要信息的研究人员,他们也可能有特殊的图书馆人员或是信息经纪人与之合作,从商业性服务中获得信息,比他们自己大海捞针更快更可靠。"专业型"终端用户可能是在公司或营利性单位工作,也可能是在非营利性组织,政府办公室以及教育机构,他们被包括在网上著作权声明中的对象或者信息使用限制的目标中。在Texaco一案中,他们已不被认为是传统的个人使用者。

    数字图书馆的各类著作权声明或者合同是否会对现有著作权法有关合理使用的范围进一步放宽,取决于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定位,如果是公益性的,上面所说的"专业型"个人用户也好,其它营利性用户也好,使用图书馆信息不存在许可和付费问题,著作权声明的性质也就变了,主要是提醒人们尊重著作权中的人身权。而如果是非公益性的,著作权声明也就是下面论及到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

    (二)合同保护与管理

    在网络上的法律规范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合同保护是目前网络内容服务商采取的有效手段,针对不同用户、不同目的、不同时间地域、不同权利范围的各种标准合同是ISP经常采取的方式。

    标准合同的出现促进了市场交易活动的进行,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节约时间,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标准合同的预先制订性和双方地位之间存在的强弱差别在某些时候会造成对方权利的损害,同时,标准合同对契约自由原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契约自由赋予交易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充分表达双方愿望的权利,然而标准合同却在满足这一原则上存在着障碍。不言而喻,在标准合同中出现不利于对方的条款是会经常出现的。网络上成千上万的用户不可能与ISP签订内容各异的合同,这一点ISP不会接受,如果法律强迫这一点成立的话,ISP会退出网络。ISP制订合同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历史把这种责任放在ISP的肩上,

    从合同形式上看,网络上的标准合同大多是点击合同形式(click-warp license),类似于软件行业中的拆封合同(shrink-wrap license)。从许可的权利内容看,随着ISP的成熟,合同条款已越来越细化,很少有将全部的信息资源一揽子进行许可,而是根据用户提出的要求,有针对性的许可。如,对大学的使用、政府的使用、律师的使用等,许可条件都是不同的。因此数字图书馆可以通过制定以下几种标准合同,维护自已与他方的权益:1)数字图书馆技术开发合同;2)数字图书馆"标准技术"许可合同;3)各类版权使用声明;4)信息数据库(数据)使用许可合同。

    六、 思考与建议之三:技术标准的建立及知识产权许可策略

    (一)技术标准的作用

    "技术标准"(简称为"标准")实质是指对一个或几个生产技术设立的必须符合要求的门坎以及能达到此标准的实施技术。它包涵有两层含义:1) 对技术要达到的水平划了一道线,只要不达到此线的就是不合格的生产技术;2) 技术标准中的技术是完备的,如果达不到生产的技术标准,生产者可以向标准体系寻求技术的许可,从而获得相应的达标的生产技术。对于一些技术不发达的国家来说,他们没有能力进行技术的研发,只能通过从标准体系获得许可而形成生产能力。被许可者除了付费之外, 最重要的义务是要服从技术标准的管理。

    技术标准的实质和核心就是技术体系中的知识产权。由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排它性,一旦这种标准得到普及,会形成一定形式的垄断,尤其在市场准入方面,它会排斥不符合此标准的产品,只将符合自己标准的产品奉为正宗嫡传,从而达到排斥异己的目的。

    在现今的产品生产领域,尤其是高科技产品领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技术标准成了一种新的进行技术垄断和市场限制的手段,谁能够抢先进行技术标准的制订和管理工作,谁就有可能把握住对这个产品乃至产业的主动, 所以标准体系对于一个新型产业,尤其是使数字图书馆收录信息实现合理流动,避免多方重复收录方面,对于知识经济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利用标准体系对我国数字图书馆进行规范管理

    鉴于数字图书馆和有关技术标准的特点,笔者建议数字图书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技术标准的建设,以达到保护和发展数字图书馆享有的知识产权,同时避免人力、物力、信息源的重复浪费。

    1) 建立数字图书馆标准体系专门管理机构,对我国所有与数字图书馆相关的机构、网站进行统一技术标准的管理;

    2) 研究制定保护数字图书馆标准体系的知识产权政策;

    3) 对于标准体系成员的构成条件。

     有关标准合同的范本参见附录。

    结    语

    互联网自产生之后,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向全世界的人们展示了传播速度快、交互式访问、信息海量存储的无比优势,但同时也表现了一些"劣质":信息量大但多数存在版权问题;传播速度快同样使计算机病毒瞬间传遍世界;交互式访问也带有用户隐私的无法隐藏;所有内容的网间流动突破了国界的限制带来了规范网际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等等。而网络公司先是如雨后春笋般的"遍地开花"成为"朝阳"企业,而后因网络经济泡沫的消失,一部分网络公司走向了"落日"。然而,数字图书馆在这场"大浪淘沙"的洗礼中生存了下来。分析数字图书馆面临的法律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不仅是法律工作者的责任,而且是所有使用者(包括网络消费者)的期待。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切实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无疑是数字图书馆或者其他网络内容提供者稳步前进的航标灯。

    参考文献:

    1. 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辞海》(中卷)  。

    2. 高文、刘峰、黄铁军等著:《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实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第2页。

    3. 徐文伯:《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发展战略研究组法律问题研究课题组汇报研讨会的讲话稿》(1999年12月3日在朝阳门大街10号文化部大楼三层301会议室)。

    4. 陈进元:《数字图书馆工程研讨会上的发言记要》。

    5. 古岳:《数字图书馆:不在遥远》,《科技日报》,1996年9月4日第6版。

    6. 美国《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译《国外信息化政策法规选编》,计算机世界报社出版,1997年9月。

    7. 沈仁干主编:《著作权法实用大全》。

    8. 北川善太郎著:《技术革新与知识产权法制》,吴永顺、刘燕译,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司与体改司、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司印(内部交流)1998年2月。

    9. 郑成思:《两个新的版权条约初探》,《知识产权文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0. 德利娅·利普希克:《作者权与邻接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中译本。

    11. 美国地球物理联盟诉Texaco案, 37 F. 3d  881(第二巡回法院,1994)。

    1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t al, v. Michigan Document Service Inc., et al. 

    13. 《美国专利商标局主持的合理使用大会的联合声明》(1994年9月召开到1997年5月19日闭幕)参见网站: http://www.ala.org/washoff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15. Damien Cave  《Copywrong?》, http://www.salon.com/tech/feature/2001/08/31/dmca_report/。 

    参考网站:

    1. 中国国家图书馆(http://www.nlc.gov.cn/);

    2. 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http://www.d-library.com.cn);

    3. 美国国会图书馆(http://www.loc.gov);

    4.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http://www.nlm.nih.gov/);

    5. 加拿大国家图书馆(http://nlc-bnc.ca/ehome.htm);

    6. 新西兰国家图书馆(http://www.natlib.govt.nz/index1.html);

    7. 纽约市公立图书馆(http://digital.nypl.org/);

    8. 上海市图书馆(http://www.libnet.sh.cn/); 

    9. 亦凡公益图书馆(www.shuku.net);

    10. 新语丝书库(http://209.240.144.164/intro.html);

    11. 超星数字图书馆(http://www.ssreader.com);

    12. 博库(www.bookoo.com);

    13. 上海榕树下(http://www.rongshuxia.com/bqsm.htm);

    14. 中华书库(http://book.ok8.net/);

    15. 清韵书院 (http://www.qingyun.com/column/copyright.htm);

    16. 图书在线(http://www.bookol.net/);

    17. 百万书库(http://www.millionbook.com/);

    18. 白鹿书院(http://www.oklink.net/);

    19. 风云阁(http://www.wenyi.com/fengyun/main.htm);

    20. 坐拥书城(http://www.bookbar.net/);

    21. 和平文学书屋(http://202.38.87.16/~wjb/index.htm);

    22. 百博书城(http://www.bbook.net/gb/);

    23. 大唐中文(http://www8.silversand.net/com/dtbook/main.htm);

    24. 多来米黄金书屋(http://www.goldnets.com);

    25. 美国西法数据库(http://www.westlaw.com);

    26. http://findlaw.net。 


来源:人民网 2002年8月17日
(责任编辑: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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