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电信业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电信市场竞争也到了无以复加的激烈程度。然而，过度的竞争并不能有效激发活力，也无法提升竞争力，反而置整个产业于无处不在的风险之中。这个时候，有关的产业政策就亟需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市场格局和竞争形势。可以说，２００３年将是考验电信管制部门调控能力，以及监管政策有望实现转折性变革的关键一年。
近一个时期以来，电信市场上的各种竞争事件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连不断。恶性价格战正在成为电信业面临的最大风险。尽管国家明文规定基础电信业务必须执行政府定价，但目前各种包月套餐、打折卡、无限扩展的专用局域网（ＶＰＮ）、手机高额补贴等却仍频频在移动运营商的促销活动中出现。电信市场的价格战已是公开的秘密。过去，运营商是通过“迂回”的战术实现“变相单向收费”，说明他们对国家资费政策多少还有点忌惮；而今，运营商就显得越来越明目张胆了。据报道，南京移动近日对６０万集团用户公开实行网内单向收费，南京联通也不示弱，推出了Ｇ网单向收费政策。同时，广州也传联通试验单向收费，其推行的单向收费方案是：月租费１２０元，在广州市内含郊县所有打入电话不收费；１３１网内主叫０．０８元／分钟。据称，该方案在广州已施行一年有余。此外，深圳联通也开通了一项１３３套餐服务并承诺：用户每月交 ６００元便可以任打长途、市话……
移动市场的恶性价格战不仅使两家移动运营商的利润下滑，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且也使固网业务受到大量分流。在异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为了保住自己的用户及话务量，广东电信不久前推出了“游子归家”业务，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据传，中国网通也准备在北方十省采用“手机休息站”。然而，移动运营商却表示将采取“固话休息站”对抗。运营商之间如此你来我往令人担忧。
同时，固网竞争也越发激烈。有消息说，中国网通已在南京获得小灵通经营权，而拥有本地网络的南京电信反而只能端着自己的“饭碗”，眼睁睁地看着对方从中“刨食”，而自己却不能“动筷子”。这于情于理都难以服众，况且南京电信已经对小灵通有所投入。据称，南京小灵通经营权最终“花落谁家”仍有变数，而无论如何，当前电信竞争之激烈由此也可见一斑。
当前电信市场的激战和矛盾使人们对竞争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应该说，竞争是必需的，引入竞争是激发产业活力和提升竞争力的必要手段，但是，这是以公平有效的竞争为前提的，如果电信市场引入的是宁可博弈的不合作竞争，那么其竞争的效应就将是低效、无效甚至是负面的，也是与我国电信业改革的主旨相背离的。比如恶性价格战，它不仅使运营商陷入囚徒困境，越陷越深，直至积重难返，甚至会把整个电信产业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竞争的日益白热化也使产业面临的风险日渐聚集，同时这也凸现了当前电信监管政策已经滞后于市场发展。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曾多次指出，政企分开后，政府监管部门要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不断调整思路，并将管理的重点转移到处理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上来。
纵观目前的竞争态势，中国电信业有两个广为关注的焦点：一是如何通过有效市场监管培育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二是如何充分运用市场手段配置资源促进产业合作。分析来看，中国电信业新一轮改革至少应包括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互联互通政策要尽快引进激励相容机制，基于互联成本或网络价值的提升程度来调整网间结算费用。互联互通是基于普遍服务原则下的一种选择，也是提高网络价值的有效手段。但在过去，互联互通使各电信运营商网络价值的提高程度相差悬殊。比如，去年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的网间结算费收入均占全年总收入的不足４％，而国外主导运营商从互联互通中获得的收入要占到总收入的１５％－３０％。业内人士认为，现行的网间结算价格过低，使主导运营商提供互联互通无异于“为他人做嫁衣裳”，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且简直就是“自掘坟墓”，这自然调动不起他们提供互联互通的积极性。
本来引入竞争的目的是为了让电信业得到更好地发展，但从我国电信市场上种种竞争行为来看，竞争正走向偏差，走向以价格为主要手段的极端。这是十分危险的。
在一篇题为《固定－移动替代市场的未来：运营商的选择》的报告中，全球电信和新媒体分析机构Ａｎａｌｙｓｙｓ公司警告说，未来五年内，西欧电话业务市场的价格战可能给固定和移动运营商带来１５０亿欧元的损失。价格战可能使整个电话市场的营业额从２００２年的１８５０亿欧元下跌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７００亿欧元。在这场价格战中，固定运营商的利润将从２００２年的９６０亿欧元下跌到２００７年的８３０亿欧元，而固定电话时长保持不变，为１３２４０亿分钟。与此同时，尽管移动电话通话时长从３１００亿分钟增长到５２２０亿分钟，增长６９％，移动运营商的销售额将从２００２年的８９０亿欧元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８７０亿欧元，下降幅度为２％。
业界普遍认为，运用经济杠杆来协调几大电信运营商之间的利益，基于成本或网络价值的提升来建立运营商合作的基础，是最终解决互联互通问题的关键所在。据中新社最新报道，新的运营商网间结算价格方案正在测算中，不久将举行一个由运营商们参加的听证会，信产部将据此制定中国第一项基于成本的网间结算政策。
二是赶紧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过去，为西部及农村地区提供普遍服务的重任一直由中国电信担当。如今电信市场格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市场份额来说，中国电信甚至已不是国内最大的运营商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再由中国电信担负普遍服务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利于公平竞争原则的。
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实际上也已成为业界的共识。现在的悬念在于，将如何筹集普遍服务基金？在这方面，国外的通行做法是从各运营商的业务总收入中抽取一定的比例作为普遍服务基金。有分析认为，我国将对电信网码号资源实行有偿使用，以作为筹集普遍服务基金的一种办法。日前，《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已公布，并将于３月１日起施行。那么，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费会不会成为筹集普遍服务基金的一种办法？它是不是其惟一的办法？《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的公布是不是也预示着普遍服务基金即将新鲜出炉？不久这些即可见分晓。
三是要实行全业务经营，发放新的移动牌照。依照国际经验，无论在固话市场还是移动电话市场，“双寡头”是形不成有效竞争的，而允许更多的企业进行全业务经营，就能避免“双寡头”的不足，推进公平有效竞争局面的全面形成。而且，全业务运营商的运营风险较为分散，当某一类业务出现衰退，全业务运营商则可以将其经营重心转移至其他业务，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保证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总之，新的移动牌照的发放能使四大全业务运营商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促进电信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
四是与时俱进取消非对称管制政策。非对称管制是把“双刃剑”。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利用这样的政策能促进有效竞争，但它也会带来巨大的扭曲，给受到保护的运营商带来不良的激励，促使“小猪现象”的出现，引发恶性价格战，造成不公平竞争。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实施非对称管制政策时，都明确规定了取消这些政策的期限或者条件。如今我国电信业非对称管制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监管政策也应与时俱进，进行相应的调整。
五是业界翘首以待的《电信法》要尽早出台。随着国家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建立，政府监管和企业运作的方式将越来越趋于法制化、规范化。《电信法》对于调整电信监管部门与相关主管部门的关系、监管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对于规范企业行为和公平有效竞争的形成将产生深远影响，这对电信管制部门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将是非常有利的。
六是监管政策要逐步与国际接轨。在ＷＴＯ环境下，中国电信企业将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到全球化市场中去，同时国际竞争的风险也在显现。不久前思科诉华为的事件还未有着落，目前又有高通与大唐的ＴＤＳ－ＣＤＭＡ知识产权的归属之争。这两起国际争端从表面上看似乎都是知识产权事件，是一个法律问题，而究其实质，这是一个中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竞争所潜在的风险。全球一体化的竞争趋势要求我国电信管制政策必须尽快与国际接轨。
中国电信业改革能否进一步得到深化，最终还是取决于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拍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为了化解电信业中日益聚集的风险，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应当尽快确立，这是确保中国电信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所必需的，也是完成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所要求的。
来源：通信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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