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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至右为:赵亚辉、柯宗贵、徐超汉、万涛 |
中国的互联网业一直是脆弱和可怜的,尽管它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风云人物。理由很简单,互联网在中国一直都没能形成一个产业,从来只是件嫁衣,外表喧嚣热闹,背后的实际价值却少的可怜,与那些传统的大型企业相比互联网企业完全不在一个级数。
在本文即将成文时传出了“王志东辞职事件”,我对此并不惊讶,神话的泡沫总在它该破灭时破灭,资本与经理人的游戏还要永远地继续下去。但是网络英雄孤独的背影毕竟让人眼球外涨,于是喧嚣热闹的场景再次笼罩在互联网的上空,就像“五一”期间一样,只不过那次的主角是黑客。
当“五一”中美网络大战烟消云散的时候,当众多媒体的热炒都风烟逝去的时候,或许我们应该超越民族主义的窠臼,直面中国黑客现状的另一面,不带情绪地反思一下。这种反思或许是面镜子,照得出中国的互联网为什么这样脆弱。———赵亚辉
特邀嘉宾
徐超汉:著名网络安全专家,软件工程国家中心网络分中心主任
万涛(Eagle):网名中国鹰派,中国最大的黑客组织“中国鹰派”创始人
柯宗贵:网络安全专家,广州天海威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特邀主持:人民网记者 赵亚辉
网络大战的水分
只能认为这是一场闹剧,一场小孩子玩的游戏
赵亚辉:“五一”长假期间,中美爆发网络大战,一时间舆论沸腾,论坛热闹,号称数万黑客,透过虚拟空间刺刀见红,数千家网站页面被改。新浪论坛里好几百页“杀红眼”的口号让人感觉似乎要天下大乱,信息时代的网络战争就在眼前;“月儿弯弯,星光闪闪,咱们都是儿童团员,连上网线,down(load)个软件,站岗放哨,抓汉奸……”的儿歌和许多人的不以为然又让人觉得这是一场十足的网络闹剧。
徐超汉:中国的黑客组织出于强烈的爱国激情奋起还击,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是美国人首先挑起了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互联网作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化的、社会化的以及个人化的网络,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希望有一个有序的网络环境。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尽可能丰富的资源,所以,我个人不希望看到第二次网络大战或其他类似情况的发生。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柯宗贵:互联网络在二十世纪未发展至今,已经涉足到人类几乎所有领域,互联网的广泛性使得网络成为易受攻击的对像,这次中美黑客大战就是网络发展到今天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系列问题的一个反应。
Eagle:中美黑客大战的意义,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大于技术的对比。从技术角度说,黑网页属于网络战的初级阶段,不能反映双方的真实水平,客观地说,由于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处于美国人手中,真正的较量刚开始,技术的深浅还是未知数。
赵亚辉:此次网络大战的确是有水分的。一些老黑客认为,“单纯从技术角度去分析这次黑客大战,只能认为这是一场闹剧,一场小孩子玩的游戏”。这些所谓的红客采用的攻击手段十分原始,中国的带宽是有限的,这些红客采用的一些方式技术含量较低,数万人同时访问只是在消耗中国有限的带宽,是用中国的外汇在浪费带宽!而且影响了国内其它网民的正常上网。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此次中美网络大战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它对中国的网络安全技术的提高的意义也不太大。
Eagle:单纯从技术来说,本来就没意义,何必较真。但对于提高中国网络安全意识的普及有很大价值。这些在黑客大战之后收益的安全公司的“老黑客”们,还是不要说风凉话了,别忘了,自己当年也是靠这种“闹剧,一场小孩子玩的游戏”而“一黑成名”才有今天的好日子的。岂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中美黑客大战的意义,突出了信息安全在未来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加快民族信息长城的建设,对我国发展知识经济,提倡科教兴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柯宗贵:中美黑客大战,主要攻击的也是双方国家的网络安全产品。中国与国外网络安全产品相比较,国外起步早,国内起步晚,许多方面都比较落后,但是在防火墙方面具有国际水平。
“生财有道”
现在某些安全公司也在靠类似的模式生存
赵亚辉:美国ABC广播电台和CNN引用他们自己公司安全专家的话说,中美两国黑客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被明显夸大,一些媒体和安全问题专家都是企图利用人们的恐慌大发其财。
Eagle:不排除这个可能,因为我之前已经说过,这实际是“媒体策划的网络战争”。作为技术人员,中美之间的黑客可能更需要加强交流,毕竟美国是黑客的发源地嘛。中国人不会喜欢搞“学生打老师”那一套的。
徐超汉:是的。广州市有关部门的资料显示实际情况与一些媒体的报导有相当大的出入。
柯宗贵:此次中美黑客大战中,有些境外的黑客就是一些国外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公司的职员,但是中国黑客好像没有,我认为这样对网络安全及网络安全公司的影响都是负面的。互联网络需要的是安全,网络安全公司追求的也是安全。
赵亚辉:1年来,中国曾经报道过多次黑客犯罪事件,大多是黑客通过物理链路获取非法资料如股票交易密码等,很少有远程的黑客攻击案件。而最近台湾出现了“网络黑社会”向企业勒索“网络保护费”的案例,黑客们开始“生财有道”。
Eagle:现在某些安全公司也在靠类似的模式生存。
徐超汉:严格来说,黑客是网络犯罪常见的一种形式,远程攻击则是黑客的主要特征,而且很少涉及钱财等问题。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不管是黑客还是其他网络犯罪,必须追究和承担刑事责任,严重者可处于无期徒刑或死刑。 发展中的退化和鸡肋化
中国黑客增加的是数量、炒作和民族情绪
赵亚辉:黑客有白帽子、黑帽子和灰帽子之分。研究漏洞,发明追求最先进技术并让大家共享的黑客,被称之为“白帽子”;以破坏入侵为目的的黑客,被冠以“黑帽子”,介于以上二者之间的,叫做“灰帽子”,这是一个追求网上信息公开的群体,他们不破坏,但要进入别人的网站去拿信息。现在国内被称为白帽子的人只有十几人左右,而此次采取攻击的中国红客联盟号称几千人之众。因此,从性质上看,中国的黑客,白帽子越来越少,黑帽子和灰帽子越来越多。这也体现在近两年来黑客攻击已经趋于简单化、傻瓜化,很多人下载了工具或稍微调教一下就出去攻击了。从中国黑客的发展来看,增加的是数量、炒作和民族情绪,而在技术含量上看,也是正在逐步走弱。
Eagle:黑白帽子的说法至多是网络安全爱好者的分别,不是黑客的段位标准。中国现存的黑客群体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人员太散乱,数量急剧增加,质量整体下降,行为上背离传统黑客精神的趋势明显,呈现一种找不到方向的感觉。由于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同,中国的黑客群体在唯技术主义、自由主义、爱国主义等思潮中徘徊。这样的发展趋势对于民间安全人才的培养是不利的,对国家信息安全建设也没有好处。
徐超汉:这种发展趋势是令人担忧的。在现实世界或虚拟的网络世界中,高喊口号或抹黑对方几个网站是无济于事的,是一时的兴奋、一时的高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注意。我们需要的是大量的务实的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不下苦功,不经过艰苦的辛勤劳动,只热衷于搞一些技术“花边”的人,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最终被淘汰出局。
赵亚辉: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技术上的鸡肋化将成为中国黑客文化健康发展的致命伤。
柯宗贵:我认为中国黑客是一群很年轻也很优秀的人,只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在努力,技术是可以进步的,中国人是很聪明的,这一点世界也公认。
徐超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上的鸡肋化,不管哪一个行业,对其自身的发展都是致命的。
赵亚辉:的确,此次中美黑客大战暴露出了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黑客文化的发展、媒体的报道方式和政策法律的不完善上。
Eagle:中国目前根本没有自己的黑客文化,国外的黑客文化(自由主义的精英文化)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自己又一直没有立起自己的东西,缺乏此方面的研究和探讨。要营造有中国特色的黑客文化需要理论化的阐述,以及生存模式的探索。中国的黑客文化必须抛弃商业化的取向,但又必须建立可以支持的发展模式,从而成为民族信息安全人才有效的补充。媒体对于黑客的新闻报道缺乏主流、客观和权威的声音,以及黑客文化技术性和专业性的影响。普遍存在技术上生吞活剥,观念上断章取义的情况,明显还是处于新闻眼而没有考虑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当然,这也和一般黑客团体回避媒体有关。炒作、捧杀和棒喝对中国黑客团体的发展都是致命的。
关心下一代
大约有4%的青少年表示将来愿意成为一个黑客!
赵亚辉:此次在中美黑客大战中大出风头的“中国红客联盟”等团体的成员主要是中学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他们尚处于道德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对于他们要如何引导?
徐超汉:大中学校学生出于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愤恨所表现出来的激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们所采取的行动的方式方法并不可取。学校、社会以及媒体应该把他们的激情正确地引导到爱国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学生,首要的任务应是刻苦学习钻研科学技术。
Eagle:黑客行为和黑客这样的称呼可能牵涉到下一代,因为我们这一代几乎都是到了大学最起码是到了高中才开始接触到计算机,而未来的下一代,他们可能会在初中,小学甚至没上小学之前就能够接触电脑,是不是成为一位黑客可能就是他们将来面临的一个选择。有人称,据对广东的部分中小学生作过一次调查,大约有4%的青少年表示将来愿意成为一个黑客。目前的青少年犯罪主要还是刑事一类的,但下一代肯定会有计算机方面的,现在公安部门公布的最小犯罪纪录只有十二岁。
民族主义双刃剑
应用得法,这是一只创造平衡的力量
赵亚辉:中国黑客往往与民族主义这个名词有着这样那样的牵连,在此次中美黑客大战中黑客们更是扛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民族主义对于中国黑客是柄双刃剑,中国黑客的泛政治化在世界黑客当中是比较少见的。
徐超汉:建设一个有秩序的网络世界是各国政府和人民所希望的,任何对他人网站的攻击不宜提倡,更不应该受到鼓励。
Eagle:中国的黑客可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之所以在中国的黑客表现出一种泛政治化的趋向,完全是由于中国所处的环境本身就酝酿了这种发展趋势,黑客作为民间可以拥有的直接向敌对势力表达的力量,自然会责无旁贷的承担起这个历史的责任。我个人认为,有关应该重视这一力量,适当加以扶植和引导,不要有“添麻烦”的担忧,因为应用得法,这是一只创造平衡的力量,对于需要时间和空间来换取和平的中国来说,对于信息化应用还和西方有着较大差距的中国来说。
赵亚辉:5月1日,中国鹰派联盟在网上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布什的公开信,这封信模仿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Eagle: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我们是被美国请来的,是被迫来的。同时也表达了我们的期望,作为技术上的大同,我们希望中美两国更多的是交流,我们对美国曾经有大的期望。 “从良之路”不平坦
防火墙只能解决30%的安全问题,但我们起码要先做到这30%
赵亚辉:中国第一代黑客1999下半年他们聚集于北京、深圳两地,分别成立了网络安全公司。上海派与北京派联合成立北京绿色联盟技术公司,湖南、深圳和福建派则聚集于深圳,成立了安络公司。目前这些公司在经营上似乎并不成功,而且北京绿色联盟技术公司经过很热闹的变迁,后来又已分裂成北京中联绿盟和上海绿色兵团。从整体上看,中国黑客们“从良经商”的路似乎都不平坦,个中原因是什么,您有何具体看法?
徐超汉:科技人员下海经商眼下已成为一种时尚,其中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不太理想甚至失败,其中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有二点应该说是共同的,这二点是:缺乏市场所需的高品位的网络安全系列产品;其二,售后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得不到保证。网络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内容涵盖了安全的法律和法规,安全技术以及安全管理。从这三方面来看,中国的网络安全问题是令人担忧的。没有完整的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安全意识普遍较差,安全管理远远落后于网络的发展。国产的网络安全产品,除了少数,如“蓝盾防火墙”外,在数量与质量上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当务之急,应该多谈一些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少谈一些黑客。如果我们把网络安全防范体系的三个方面做好了,在虚拟世界中便筑起了一条长城,可以把黑客对网络安全的影响降低到最少。
Eagle:好的技术人员及概念不等于能有好的经营。从整体上看,中国黑客们“从良经商”的路似乎都不平坦,个中原因,我认为,和商业化的模式有关系,我想这是个过程吧,中国的专才多,复合性人才少,这些在其他类型的IT公司每天都在演绎,不奇怪。
柯宗贵:中国的网络安全现状可以说隐患很大,许多网站没有任何安全防范措施,即使有少量的网站建立了网络安全系统,但由于在硬件上,应用系统、数据库、芯片都是国外产品,可谓先天受制于人,也存在着不安全忧患。防火墙产品作为构建网络安全产品中的一项,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项。
Eagle:防火墙只能解决30%的安全问题,但我们起码要先做到这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