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曾经说过未来学在欧洲不受重视，而美国人只关注现在，您感觉中国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答：我们的确是这样评论过。但读到未来学、重视未来学还不够，必须政府在实施政策方面配合上来，这样才能起到作用。

    日本的确是一个以未来为导向的国家，但是他们在政策配套方面做得不够好。欧洲的倾向是不大喜欢技术，美国人则处于中间状态——喜欢技术、使用技术的人大有人在，但也有一部分人对技术持有敌意。

    我的印象是在中国和日本，人们对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的担心比较少。过去的技术发展比较缓慢，来什么技术就接受，很少关心它的社会后果，现在技术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突破的程度也越来越快，我们必须有所选择，不是所有的技术都是好的，我们没有必要接受每一项技术。

    问：您认为欺骗技术进步要快于认证技术，这会导致什么？

    答：这肯定会影响社会信誉，消费者也会怀疑，忠诚度也会下降，这仅仅是一个有形的产品的问题。在美国有一个大问题是隐私权，公司可以搜集你的信息然后出卖。我刚做完一个身体健康检查，得签一个表，表示同意医院有权把我的个人健康信息告诉保险公司。这会引起一系列麻烦，比如银行知道你有心脏病，就不愿意给你贷款。根据DNA信息，可能不愿意给你工作，比如说艾滋病患者。

    现在电子基础设施给个人的隐私权保护非常少。我们的假设是，不管你给谁发电子邮件，很多人都能收到，尽管已经加密。

    问：生物技术与网络技术的结合，会否导致技术重塑人类的可能性，这样是否有一种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在里面？

    答：是有这方面的担心——技术被错误地使用或者是以反人类的方式使用，我们特别反对所谓的设计“超人”的动作。但现在人们对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的一些担心也被夸大了。事实上，如果把两者结合得很好的话，就有助于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难题。

    问：如何看待信息时代媒体的新角色？

    答：我们看到了媒体业从第二次浪潮转向第三次浪潮，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影响是产生了大众媒体，印刷技术和新的制纸技术出现。还有一个发明，大家想不到其实却非常重要——广告与印刷的结合。

    刚开始的时候，读者要付报纸全部的费用。而在18世纪早期，人们意识到可以登广告的话，读者就可以不必负担全部的费用，于是“便士报”出现。这是一个民主的产物，改变了富人才买报纸的做法。实际上这样做（登广告）的目的就是使更多的民众买报纸，这样就产生了大众媒体。

    当向第三次浪潮过渡时，媒体就从大众转向了“小众”。举个例子，在70年代时我学会了开飞机，特别爱看航空杂志，一天在一个机场，我看见了飞行员可以看的杂志有19种，我当时说，这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然而，有一天，我在瑞士的苏黎世发现报摊上的飞行杂志比美国还多。

    再看电视媒体，有线电视已由一两个频道变成上千个频道。有了互联网后，等于有了几百万个频道，信息已经明显“分众化”，多样性增加，创造性也就增加了。

    我可以给出一个未来印刷媒体的模型——会有一个用于暂时用途的出版物出现。1979年伊朗抓了美国人质，美国政府冻结了伊朗人在美国的财产，然后两国间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法律诉讼，有人出版了一个叫做《伊朗诉讼新闻》的出版物，也许只有100人读他的刊物，但是由于所涉信息非常重要，他们愿意付很高的价钱。当诉讼案了结时，这份小刊物就寿终正寝了。“9·11”事件后，也会有类似的出版物。

    问：您对中国信息产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的前景非常乐观，根据何在？

    答：首先，不管是计算机还是通讯产品，数字技术的单位成本都正在下降；其次，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公司有一种强烈的经济上的驱动欲使所有的人都连接到系统中，提供普遍服务，不仅仅是电信公司。

    我不认为一切问题都会消失。当然同样的问题，对一些富裕的人口比较少的国家是一回事，对一些较为贫困、人口庞大的国家又是另一回事。但中国老百姓电视的普及率非常高，很可能未来5到10年内计算机和电视的区别已经不大，我们想要说的是，将来我们会看到数字的聚合，不管是计算机也好，手机也好，价格都会很低，就像电视一样普及。(杨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