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北京和上海30岁以上的未婚女子各有百万之众，特别以女博士嫁人为难。报纸上也时有讨论，无非是老生常谈，不是说男的自卑不识货，就是说女的自恋眼界高。不过，这种“端正态度，改造思想”的劝说，如果解决得了紧贴基本人性的恋爱婚姻问题，咱们早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

 
　　其实，女博士多到一定程度，嫁人难是必然的。这不是男人的错，更不是女人的错，“钟形曲线”才是罪魁祸首。别误会，这“钟形曲线”不是说女博士身材不好不够葫芦瓜，而是指的智商分布曲线(正态分布)——其形状像一口倒扣的大钟。

　　美国1994年出了本畅销书《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根据大量测试数据，两位作者不太“政治正确”地指出：不同族裔的智力有高低。白人平均智商为100，中国人和日本人智商最高，空间想像能力比白种人高3～14分，语言能力低3～5分；黑人的空间想像能力又比白人低15分左右，语言能力则相差不大。作者认为黑人较低的经济地位与智商有关。低智商的人平均收入低，从经济上看是合理的。

　　智力是一个社会的基本人力资源，从这里入手，我们会对很多社会问题产生全新的眼光。女人一般总想嫁一个比她聪明些的男人，但是智商分布曲线决定了有相当一部分女人无法实现这一愿望。智商分布曲线在两端(高智商与低智商)大滑坡，人越聪明数越少，不查表格，难以想像有才女子竞争如意郎君之激烈。

　　衡量智商高于(或低于)平均值的一种量度是均方差——这里不管这一统计术语的定义，暂以“台阶”称之。比平均智商高一个台阶的人占人口总数的16%，高两个台阶的则只有2.2%。如果智商至少高一个台阶的有才女子一定要找至少高两个台阶的极聪明男人，那就是八个争一个。这里假设在同龄人中争，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即使要求不那么高，比如说，智商比平均值高一至一个半台阶的有才女子，找到智商比她高半个台阶的男人就心满意足了。在一万个同龄女人里，智商在这一段的有918个。但在一万零六百个同龄男人里(按106∶100的男女出生率算)，智商比她们高半个台阶的聪明男人只有467个，是两个争一个。

　　本文并不想提供“女博士嫁人难”的答案。认为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这本身不是辩证思维。更重要的还是问题背后的过程和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女人普遍受教育了，智力开发了，有才了，选择配偶的眼界高了，大龄未婚女子必然增多，难免会冲击传统家庭的稳定。对这样的问题，简单的道德说教无济于事，只有科学的调查才能使我们至少有一种现实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