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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面前,人会变得单纯——马祖光的名利观
本报记者 陈磊
  2004年09月13日11:17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知识分子放不下票子、车子、房子,最放不下的还是名字;我们放不下的这些东西,马老师全放下了。”———一位教授的话

  马祖光的家,用一个词形容:寒碜。

  有老师戏称为”贫下中农“,惟一区别是炕变成了床,柴火堆变成书堆,连地上都没有落脚的位置。卫生间只有一平方米,洗澡的地儿都没有,更不用说淋浴器。窗帘,破旧而古老,在醒目的位置还有一个大补丁。

  一住就是18年。学校多次提出给他改善住房,他却执意不肯。

  1998年,校医院为马祖光夫人开了家庭病房。孙晓梅医生第一次到他家,不免暗自嘀咕:工大教授中,还有这样的家?一室半的屋,就一把椅子,她找了个纸盒子,搭上一块布,坐着给孙诊治。

  “您把住房条件搞得好些,也是为自己、为学校负责。”马老师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儿时受了不少苦,经常咽菜叶,饿得浮肿。现在的生活,已经很知足。一张床,一个馒头,几件衣服,足够。

  “在马老师面前,人会变得单纯和高尚。”孙医生对记者说。“那种人格魅力,那气质,是从骨髓、从血液里散发出来的。”

  2000年6月,学校终于劝服马老搬进一位院士曾住过的旧房子。那天,学生都很高兴,前来帮忙,进来一瞧,家里除了书,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令人不解的是,马老师总不让他们碰自己的床。最后才发现,原来棉被下垫的不是褥子,而是攒成一团一团的发黑棉花。学生们心里一酸:文革时,马祖光天天被批斗,一家三代人被撵到仓库,只有一个炕,全家多次煤气中毒,后来落实政策,学校先后分了马祖光两次房,条件也不好,这回总算搬到个像样的家。大家感慨地说:“这次可以住好长时间了!”

  马老师却摇摇头,似乎预计到了什么,意味深长地来一句:“不行了,最多能住3年。”

  2003年7月,也就是搬家的第三年,马祖光过世。

  马祖光对自己的住房问题“大而化之”,可为青年教师跑房子,却是忙不迭的。2000年,学校专门为他这样德高望重的资深教授盖了一栋复式住宅,马祖光拒绝申请,并请求将房子拨给另外一位女同志。马老师说:“我再搬是锦上添花,如果给别人是雪中送炭。”

  马老师有点“怪”。

  选定科研方向,他总是瞄准前沿,争当第一,其它时候,他却总是一让再让。选办公室,他让;分房子,他让;评院士,他还是让;就连写论文,他也总是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学生的最后。

  院士,是知识分子最向往的光环,就像奥斯卡对于电影演员的吸引。

  马祖光却求成不求名,首先规划的是学科,而不是自己。其实谁都知道,如果他为自己进行“院士建设”,他早就当了院士。

  早在1996年,王大珩院士来哈工大考察时就说:“小马,该申报院士了。”这位学术泰斗的话不是轻易出口的,而马祖光却没有放在心上。一方面,学校领导、老师做他工作让他参评,另一方面,他却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一退再退。于是,一场“拉锯战”展开了。

  1997年,哈工大为马祖光申报院士材料,王雨三和王骐“先斩后奏”,帮他整理好材料交到人事处,没想到,马祖光还是将材料从人事处追了回来。

  1999年,学校将有关材料直接寄出,马祖光得知后,竟十万火急地给中科院寄了一封特快专递,信中写道:“我是一个普通教师,教学平平,工作一般,不够推荐院士条件,我要求把申报材料退回来。”

  2001年,新的院士评审规则要求本人亲笔签名。这下,学校犯难了。很多人都做他工作,劝他申报,可老马“倔”得很。离申报期限只有一天了。党委书记李生来到他家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谈了一个半小时,马祖光就是不签字。

  李生感到快没办法了,就和马祖光聊起了校党建工作。新话题勾起了马祖光对入党以来的美好回忆,马祖光动情地说:“我一辈子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李生立刻接过了话茬儿说:“你一生服从党组织的安排,申报院士是党组织的安排,你就再服从一次党组织的安排。”马祖光瞪着眼睛,脸涨得通红:“你非要逼我签字?”“不对,是党委、是学校、是国家需要你签字。”马老师一下没辙,就这样被“逼”签了字。

  当选院士喜讯传来,在学校庆贺的座谈会上,他说了三句话:第一是党的教育和培养,第二是依靠优秀的集体,第三是国内同行的厚爱,并且说:“以后我保证到位,不越位。”之后,学校按照规定给他配了一间办公室。他三让办公室,把最好的向阳房间让给学生做实验室和资料室。结果,他干脆和别的5位老师共用一个办公室。大家都觉得不妥,他却乐呵呵地说:“挤点儿好,热闹。”

  老马的“怪事”远不止这些。作为院士,他一生发表重要学术论文140多篇,奇怪的是,他作为第一作者署名的论文却只有寥寥几篇。

  “做学问不能贪,贪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和成果”。几乎所有经过他亲自指导的学生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别人把马老师排第一位,马老师要么把自己名字划掉,要么勾到最后。他总是说,“这对你们有用,对我用处不大。”

  老马为人低调谦逊,他总说:“我的成绩就是在纸上画出曲线和圈点而已。”早在1982年,哈工大校报记者马洪舒就对马祖光进行追踪报道。采访他可是难上加难。“搞科研的,应该老老实实工作。”马祖光一再强调,并向马洪舒推荐其他采访对象:“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把眼睛面向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才是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才是真正的英雄,多宣传他们吧。”他甚至给校党委和省委写信提出,要少宣传自己。所以记者们要采取迂回战术,从他周围的人进行“突围”。后来为了服从组织,马祖光才给予配合。

  每次看到自己见报,马祖光就惴惴不安:“我看到这些报道材料,如坐针毡。”他常对儿女说:“不要借爸爸的光,要自己发光。”两个孩子都以沾父亲的光为耻,成才立业都是靠自己自强自立。

  对于科研单位之间互相封锁保密的现象,马祖光显得坦坦荡荡:“对同志留一手,是没有起码的学术道德。”有时实验室花了大半年取得的成果和设备,他却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别人,有老师埋怨他是个大傻帽儿,他却认为:“楚人失弓,楚人得之,都在一个国家,不算失。”

  马祖光“爱国爱得疯狂。”在德国留学期间,他省吃俭用,两年吃了150斤挂面,节约外汇1万多马克,归国时全部上交国家。1981年,当他回国领取托运件时,海关人员惊讶地发现,除常用衣物外,马祖光带回来的全是各种曲线记录纸和40公斤仪器设备。在那年月,出国不带回几大件电器,太不正常了!

  在一次报告会上,李生书记感慨万分:“我能做到不该拿的不拿;但是,该拿的,我还是心安理得地拿,而马老师呢,连该拿的都不愿去拿!他比我高尚之处即在于此。”  

来源:科技日报 (责任编辑:周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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