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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中央《决定》的几大看点 
  2003年10月23日15:53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近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本周出版的《瞭望》周刊通过对权威专家学者的访谈,列出了《决定》的若干“看点”。

  该刊的文章说,新的改革实践呼唤新的理论。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观点,这些理论上的新突破必将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该刊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主要“看点”包括:


    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的六大根本突破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实现了根本性突破,跳出了理论上的一些误区,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

  白津夫指出,所有制理论上的根本性突破包括以下方面:第一,跳出了社会主义是单一公有制的误区,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跳出了所有制可以超前发展的误区,坚持了生产力标准,提出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选择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必须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第一原则。

  第三,跳出了所有制和所有制结构一成不变的误区,提出了所有制是不断变化的,相互之间是可以转化的,由此形成了所有制结构运动,所有制结构正是在这一运动中发展完善的。

  第四,跳出了公有制与其实现形式等同的误区,提出了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区别,公有制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把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区别开来,这是所有制理论研究的又一重大突破。

  第五,突破了公有制的惟一性。一是在对公有制先进性的判断上,公有制并不当然就是最高级、最先进的所有制形式,所有制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如果能够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所有制就是先进的,否则就不一定是先进的。二是公有制并不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同样也存在一个结构调整问题,这样才能实现公有制结构的优化。三是公有制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并不是一个概念,公有制在保持一定规模优势的条件下,重要的是质量的提高,不断增加公有经济的控制力。四是公有制并不就是完美无缺的,公有制也存在着制度缺陷,所以要进行所有制改革。

  第六,突破了所有制的抽象论,提出所有制效率问题,对公有制也要从效率和成本的角度去认识。(韩冰洁)


    专家称全会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关系上的四大突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取得的突破集中表现在,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张文魁认为,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到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讲到了“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这是很大的突破。还讲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一点提法很具体。

  第一次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以前的提法没有“大力”两个字,也没有“主要实现形式”,而是“一种实现形式”。这样的提法对以后用非公有制形式来改造公有制,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在以前,这种提法只在领导人的个人讲话中和地方政府的一些文件里出现过,但在中央的文件中从未出现过。这将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行业准入方面产生很强的推动力,开放力度会大大增强。以前我们的调研表明,在广东省国有经济可以进入80多个行业,外资可以进入60多个行业,而国内的非公有资本只能进入40多个行业。也就是说有一半左右的行业非公有资本是无法进入的。这次明确讲只要没有“禁入”的都可以进入,将大大加快行业准入的开放进程。

  第一次提到“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有同等待遇”。这就是一个待遇同等的问题。我们以前老是讲“国民待遇”。这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这个提法。

  实际上,这四个方面的主题就是理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之间的关系。至少在表述上有很大的突破。将对以后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杨琳)


    专家评论三中全会认识突破使国企改革空间更广阔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在谈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国企问题上的认识突破时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的成长是有条件的,不能像过去那样处处吃偏饭,而要公平竞争和发展。

  白津夫谈到,首先,要建立公平的现代产权制度。这就是《决定》提出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其次,依据产权制度行使出资人职责。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

  再次,通过产权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认为,明确提出“现代产权制度”,同时也提出了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定语”,使改革更加规范了。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运行与发展室主任王小广说,明确提出了要保护公有产权,也要保护私有产权,这比以前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都更加可操作,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强。

  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一新提法。王小广说,原来没这么提过,只是说股份制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后通过民营资本和外资的不断参股,混合经济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将成为一种常态。

  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副部长冯飞说,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很突出,可以说,相当大的大型国有企业改革集中在垄断性行业,对于这些企业怎样改,从三中全会的公报来看,其实非常清楚了,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非公有制经济去改造国有企业,这在学界的声音是比较高的,但写进中央文件还是第一次。也就是说,除了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有重大社会效益以及高新技术和支柱产业的重大骨干企业,其他的都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从过去谈怎样管理国有企业到今天谈怎样管理国有资产,以履行国有资产出资者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全会的决定为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据。(韩冰洁、张冉燃、杨琳) 


    中国改革进程将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协调和全面发展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在评论十六届三中全会时称,五个“统筹”进一步强调要全面、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重视各方面的协调。这可以说是这次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重要的指导思想。这符合实际,也确实需要。在总体上审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抓住重点集中解决。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认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过去的倾斜式发展模式转向统筹协调发展。过去的倾斜发展,即城市优先于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发展与治理不相兼顾、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相统一,特别是由于采取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个人的重点发展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

  另一方面,从注重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突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设计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为中心,重点始终放在搞活国有企业上,包括对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是阶段性改革的需要,是符合改革的逻辑进程的。但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次会议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运行与发展室主任王小广说,这次会议将建立逐步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重中之重”,放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还是第一次。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发展不均衡是我国目前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长期的问题。越往西北部走,这种城乡差距越明显,可以说城乡差距就是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阻碍。中国正在面临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关键时期,在体制上也是一个关键时期,城乡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瓶颈。

  只有各项改革都协调发展才能降低发展成本,王小广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对经济改革和社会事业改革的配套更加重视,这方面的改革是本次决定的一个亮点,也是未来改革的重点。(杨琳、韩冰洁) 


    专家称中国改革将更着眼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十六届三中全会更加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怀农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认为,五个统筹之首就是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是一个标志,即从改革初期着眼于资源配置、分户经营和把土地资源给农民,到现在的着眼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让农民以平等的主体参与市场,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可用八个字概括,即“还权于民,让利于民”。

  徐勇还称,现在我们的农民还不是以平等的主体参与发展,对他们还有很多体制性的限制,此其一;其二,农民在市场竞争中还是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所以改革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改革体制性障碍,二是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问题的决定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过去我们把劳动力流动起来了,是一个重大的改革成果。农业发展现在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把土地盘活,让土地流动起来。不把土地流动起来,就实现不了它应有的价值。但现在在土地盘活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权力对资本的干预,把土地资本的利润都拿走了,农民得到的很少。有些地方政府把农民的土地以极低的价格大量征用,出现了所谓新的“圈地运动”,然后倒手,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增值,但这种土地收益农民没有享受到。失去土地之后他们工作无着、生活无着,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三中全会特别提到要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再如,间接补贴改为直接补贴,也是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权益。这几年我们的抛荒很严重,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下降。所以这次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直接补贴,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

  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近两年的税费改革有很大成绩,确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规范了收费制度。但这都是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推动的,具体到基层,其运行出现两个后果:一是削弱了村级经济的实力,二弱化了乡村教育文化事业的能力。减人时首先减乡村教师,这是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乡村财政“收”的时候是抽油烟机式的,“支”时是漏斗式的,真正用于农民身上的很少了。这种行政式的税费改革难以持久,随时有可能反弹。因此乡镇的管理体制要改变,要有配套改革。现在我们税费减了,但人没有减,所以就会巧立名目,打农民的主意。

  特别提出了对农民的支持,像医疗、教育等,中央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县是城与乡的结合点,要防止以县的行政区划推进经济发展,而要尊重市场规律。不能走老路,靠县政府的力量去推动发展,而要靠市场。在城镇化进程中,如果没有产业支撑,城镇化不但不能带动经济发展,而且会起到阻碍作用,因为它浪费了土地资源。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提法过去也很少有。过去我们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是不管农民的,农民不是劳动保障的对象。这次这个提法把农民纳入到劳动者中,像一般的国民一样,为他们提供劳动机会和社会保障。

  所有这些关于农村问题的措施是很切合实际的,体现了“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思想。(韩冰洁)

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李欣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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