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经济发展指标近年虽增长迅速，但由于仍有23项指标很难如期完成，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方面的进展明显滞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推迟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并决定不单以GDP考核政绩（见2003年12月31日《新京报》）。

　　正当不少地区在高歌经济发展“率先”、“猛进”之时，深圳的调整是理智和科学的，是推进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也对其他地区具有启发作用。一个获得世界“最佳人居奖”的城市尚能感到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足，那些经济和社会“腐腿发展”或“短期行为”型的地区就更需要反思了。

　　深圳市强调的“不单以GDP考核政绩”也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不少地区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高速度，却忽视了经济、社会的均衡持续发展，有的甚至“瞒天过海”、“竭泽而渔”、劳民伤财，最突出的例子恐怕就是安徽巨贪王怀忠的所作所为了。看来，对于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还需重新定位，认真把握。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职能是什么？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其所著的《自由选择》一书中说，政府的职能主要有4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这个理论的后两条讲的就是政府在经济工作中应有的职能。

　　概括说来，一是要严格行政执法、打击假冒伪劣、维护市场秩序，解决好由外部引起的公共产品缺失等问题；二是要强化社会保障能力，救助保护弱势群体，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按照这一理论，现行与政府职能无关的诸如产值、利税等指标，应该在政府资本逐步退出竞争市场的过程中，相应交给市场来完成。

　　其次，政府应该追求怎样的宏观经济目标？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被当作政府在经济领域职能扩大的理论依据。但宏观经济学家主张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将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作为一个体系来考量的。政府在控制失业率、增加就业机会方面应该责无旁贷地发挥主导作用，充分就业必须作为对官员政绩考核的关键指标。

　　第三，必须加快解决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思路的“失位或越位”引起的“角色错位”问题。上级如何考核，下级必然如何去努力。政绩考核如同指挥棒，决定着下级政府和官员的努力方向，上级部门过于片面的考核办法，对基层工作必然形成误导。

　　朱镕基曾指出，“有些干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还不是很清楚，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并称这种现象是“角色错位”。现实中对政府官员的考核也有“角色错位”的情况，考核政绩盯着GDP、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等数量指标，考核城市管理瞄准的是扩张了多少园区、建设了几个广场等形象指标。

　　因此，不少政府官员热衷于出国、出省招商（不少地区还搞了人人头上有指标，完不成就下岗），热衷于政府推动下的大拆大建，结果往往是数据指标做得水分十足（有的地区不但GDP是假的，连税收都搞预征），民众收入不见增长；强制拆迁搞得百姓意见很大，这种做法不是“为民”，而是“扰民”。

　　因此，政府要做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必须认真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正确处理“增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考核一个地区的发展、一个官员的政绩，固然应该考核GDP和投资额，但同时还应当全面考核就业率、收入、福利水平增长和贫富差距缩小等方面，如果社会与经济不能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快速提高，所谓的“现代化”只能是一座“空中楼阁”。

　　无疑，在新年来临之际，深圳为推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树立了特殊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