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消费比例失衡

　　年初以来，几组数字引人注目：储蓄率居高不下，居民储蓄余额突破11万亿元；投资率相对偏高，升至42．9％，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3％；消费率依然走低，仅为57％，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7％。过高的储蓄率、投资率与过低的消费率形成强烈反差。

　　消费率偏低，已经不算什么新鲜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收入增长不够快，全社会储蓄意愿和投资倾向却显著增强，相比之下，消费需求不仅增长过缓，而且需求差别继续扩大，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部、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距离越来越明显，一些常见的耐用消费品在城市商店滞销，在农村和城镇低收入家庭的拥有量却很低。在我国GDP不断增长的同时，国内总消费、城乡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均有所下降，消费率水平比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差了20个百分点。

　　“重投资、轻消费”，结构性过剩，消费升级后积累期延长，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都是造成消费率低的重要原因，但最直接也最难解决的一个原因是收入问题。统计表明，近几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涨幅几乎都低于GDP增长，虽然今年一季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实际增幅各比去年同期加快1．4和1．7个百分点，可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当前一部分消费需求最强的人往往钱包最瘪，像城市失业和未就业人口以及农村人口都是当期消费倾向较强的群体，他们有太多的消费空白，然而，其收入增幅却相对缓慢。

　　另一方面，转型期的各种改革措施使人们对未来预期更趋不稳定，即便收入总额提高，亦不愿增加当期消费，“改革不到家，挣钱也不花”，众多家庭在为可能出现的失业、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支出等进行储蓄，尤其像广大农民、城镇下岗职工和收入较低的普通工薪阶层，只能紧缩开支，谨慎消费。

　　消费增长的另一些非收入制约不容忽视。行业垄断、商业欺诈、信用缺失、地区封锁、假冒伪劣、货不对路、信息障碍、服务质量差、消费门槛高、配套设施不全等，使收入赋予的消费需求支付能力得不到充分实现，那些有能力消费的居民难以消费或不敢消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抑制了消费倾向。

　　扩大消费重在“两手抓”

　　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衡，将使投资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大量生产能力和商品过剩，银行呆坏账增多。眼下，促消费比增投资更迫切，只有消费真正成为拉动GDP的最大马车，经济才会健康运行。

　　提高消费率，首先应关注消费格局的巨大变化。现在，居民消费模式从实物化、福利化、静态化、听命于行政化安排，转向商品化、动态化、市场化、自主化、取决于货币化收入；从消费结构看，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扩展，如文化教育支出上升到仅次于食物支出的第二位；城乡消费习惯、方式和理念都在变，例如信贷消费正受到青睐。这些积极变化，给我们促进消费、调整政策提供了重要契机。

　　专家认为，提高消费率，需要多管齐下，协力推进，就现状来讲，应着重于“两手抓”，即一手抓增加收入，一手抓化解存量。在增收方面，要进一步调整收入政策，理顺分配机制，增加城乡不同消费群体的收入，加大购买力增量，并把着力点放在中低收入阶层，将之作为提高消费率的基础，同时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总量，搞好城镇下岗、未就业人员的培训，增加这部分人的工资收入；特别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其现金购买力。这当中，要继续推进城市化，减少农民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据测算，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

　　分点，意味着有15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创造相当可观的需求。

　　在化解存量方面，最紧要的是改变和提升居民消费预期。针对目前收入增量有限而购买力存量巨大，更加需要改善消费环境、消费政策和消费体制，包括建立完善社保体系，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鼓励引导信贷消费，规范净化消费市场，清理限制消费的各种政策性障碍，加大有利于刺激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尤以农村为最）。另外，要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拓宽服务消费领域，调整投资和供给结构，为市场送去适销对路的消费品。良好的消费预期也需要各项改革措施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到城乡居民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不能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应有的收益“改”掉，重大政策出台应公开透明，从而增强居民信心，增加即期消费和可持续消费。这方面工作到位了，就能有效激发和释放购买力存量，使消费需求逐步转旺。有人做过估算，如果11万亿元储蓄有1／3回到市场，那将大大提高我国的消费率水平，推动国民经济步入更加稳健协调的发展期。

　　《人民日报》 2004年04月22日 第六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