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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 经济 >> 证券 >> 证券要闻 2001年3月12日09:43

吴敬琏坦言:我不是利益中人

彭晓红

    

  今年在政协会议中,先后举行了两次委员个人新闻发布会,一个是萧灼基的,一个是吴敬琏的。

    由于前不久的股市争论,他们二人被判断分别属于不同的阵营:一派猛烈抨击股市泡沫,说股市像个大赌场;另一派积极救市,肯定成绩对股市呵护有加。

    简单地说,经济学家们由于争论被贴上了“看多”或者“看空”的标签。人们都希望他们继续争论,这也是两会一开始吴敬琏和萧灼基委员被媒体追逐的主要原因。

    3月9日上午为时两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上,吴敬琏对所有关于股市的问题都说:“请看这篇文章和我过去的书。”

    经济学家必须是有良知的,而吴敬琏由于近来的表现被称为是“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所以当天他可以对有关股市发展、国企改革、农村问题、就业等提问说“请看我过去的书”,单单不能回避两个问题:其一是关于他本人的利益问题,他是否也代表一些金融资本在发言。其二是他提出的当今中国能够左右经济决策和执行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到底有何危害。

    与摩根斯坦利的关系 

    吴敬琏在企业界任职除了中石油的独立董事以外,在中金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是最主要的一个。在不久前的争论之后,有说法称,中金国际的外方合资者为摩根斯坦利,后者在全球持看空态度;因此吴对股市的猛烈抨击不外是秉承老板的意思,推广对股市的空头看法。

    3月9日,吴敬琏对他与摩根斯坦利之间有无利益关系的回答是简单的两个字:没有。他首先介绍了他所任职的中金公司的来历。他说,中金公司的股东有国家建设银行、摩根斯坦利和新加坡一家投行等,是中国政府倡议设立的一家投资银行。

    吴敬琏说,中金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并不对摩根斯坦利等股东的行为负责。现代公司动辄有几万以至几百万的股东,法人与股东之间存在界限。“我是前者而非后者的雇员。”

    吴敬琏说,中金公司很早就建立了,而他加入才有两年。他认为中金国际吸纳海外投资者作为股东符合国际规范。中金组建时就希望摩根斯坦利提供技术上的支持,而中金公司内部各个部门之间都设有防火墙。

    “我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只管研究部的工作;别的部门如投行部、交易部等都不涉及。研究部的工作不能根据公司内部提供的信息进行。如中金参与了多家中国国有大型企业的改组工作,包括1997年的中国电信(即以后的中国移动)、以后的联通、中石油、中石化等等,这些客户的内部信息都必须保密,研究部无法接触。否则会起误导作用,用投机界的说法就是‘唱空’。”

    吴敬琏承认,其实利用内部资料唱空或唱多的先例很多。如在1929年前的美国,摩根财团利用商业银行的贷款参与证券市场交易,起到“托市”的作用。因此在1933年美国专门通过法律规定了分业经营。尽管在去年美国已经修改了该项法律允许混业经营,但对此类问题仍然要防止发生。吴敬琏对“摩根斯坦利在全球唱空”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说,投资银行不是投机机构,不应该是散布“多”、 “空”消息的来源。如果它散布了此类消息,那这个投行就有问题了。如果摩根斯坦利一直唱空,又怎么有国有企业去找它做上市的主承销商呢?

    吴敬琏说,对摩根斯坦利的这项指责非常严重。如果有根据,那就得要求摩根斯坦利回答。“对此我不置评”。

    不过,他说,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们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也时常受到批评。他举例说,在东亚经济危机时,一位分析师说亚洲市场不行,此话当即引起香港市场的动荡。这位分析师的话引起中金国际的第一任负责人王歧山的严厉指责,说他的分析没有道理。 

    权贵资本主义 

    吴敬琏说,腐败是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的表现。但人们也不能用简单的二分法来看待社会的矛盾与冲突。马列主义的方式是将其划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两派,但问题远不会如此简单。“我参加研究工作的这几十年中,以前许多战友在改革初期观点一致,中期就不那么一致了,有时还会非常尖锐。这当然包括认识上的问题。比如我个人,早期学习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后又对西方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较为熟悉,所以习惯于用后者的眼光衡量市场。” 

    “涉及到利益的分析,这就比较复杂了。虽然经济地位与经济观点不一定对等,但物质利益太深,仍然免不了代表利益说话。”“比如在社保体系和住房改革过程中,人们意见很大。代表利益说话是很危险的东西,在各个转轨时期都会有。市场化改革就是对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在改革过程中,原来有权或控制公共部门权力的人很容易利用权力牟利。”

    “这在俄罗斯表现得最突出。少数寡头在改革中将公共财产控制在自己手中,经济决策被利益集团所左右。这种情况我们这里也有,但一定要力求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公共财产没有明确的主人,所以各级有权的人在改革过程中能够肆意吞没这些财产。俄罗斯的寡头们迅速能够变成富翁,其中权贵资本主义作用很大。”

    吴敬琏认为,反腐败应从源头抓起,即制止市场的寻租行为发生。他说,目前政府对审批制的改革即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但整顿审批制不是喊几个口号或发动一场运动就能完成。能不审批的最好不审批,必须审批的就需要监督。目前的难题是两个体制并行,计划经济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权力买卖同时存在,能退出的行政权力必须尽快退出,加快改革。

    吴敬琏说,对股市的争论,事实上早在1993年就已经开始了。其中一些争论已经超出了认识上的问题。“我对一些看法很纳闷,我不能说他们带有哪些利益,但这种现象事实上反映了某种利益。” 

    吴敬琏的感情流露

    在被问到“一些经济学家家产上亿,这其中是否有问题”时,吴敬琏说,不能说某一位经济学家有1亿元就有问题。因为钱数本身不是问题,但钱来得是否合法却是问题。“胡长清、成克杰家产远不如福布斯富翁榜上的私人资本家有钱,但他们是贪污来的,而后者是合法挣来的,情况不同。”

    对中小股东指责他让他们赔钱,吴敬琏说,他碰到这样的情况,想引用捷克一位新闻记者的话:“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对网友们“脾气太大”的指责,吴敬琏一脸沉痛:“我不能不带有感情,加入WTO在即,而我们连公司治理结构等还未建立起来。我也想在涉及一些观念上的问题时尽量平和下来。”对早年的股市争论,吴敬琏说:“前年‘5·19’股市井喷之后,在一个会上,我就表示,利用政策托市的做法是不对的,当时萧灼基先生也在,他的看法与我完全相反。而香港一家杂志对此做了详细报道,甚至连朱总理中间去了一趟洗手间都报了。”


《中华工商时报》 2001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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