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经济 >> 经济观察 2003年4月28日13:26


关注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性因素

张曙光 赵晓 高辉清

    

    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态势已经形成,但从今年一季度近10%的增长出发,断言经济已经过热则依据不足。首先,经济是否过热,主要不是看增长速度,而要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中国经济运行长时期处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态,目前尚未根本改变。其次,应更多地看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哪些,有无持续性。前述三大因素的迭加效应见本报4月25日新视点),共同推动经济发力,具有相当的持续性。这一点结合企业的经济效益看就更加明显。三是看经济运行是否超过潜在增长水平,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有可能接近现阶段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上限,但当前的经济高涨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恢复性质。

    不过,应当清醒地看到,目前的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其内在缺陷也很明显,体制性过热的因素依然存在,特别是地方新一届领导比较年轻,创造政绩的期望很高,劲头很大,局部过热的苗头开始显现。一个可供参考的情况是,现在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不仅大大低于各地上报汇总的数据,而且也与工业和CDP增长之间的历史趋势不符二者增长率相差一般不超过5个百分点。因此,在经济运行出现转折的关头,如何保持经济稳定有效的增长,既不使局部过热的苗头扩大,又不使经济高涨熄火,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1,积极财政政策加速淡出和退出,积极向公共财政转换

    在过去的五年中,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扩大赤字,增加政府支出,一方面对稳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基础设施发展长期滞后的状态,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然而,作为宏观政策,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有拉动作用,但对市场化的发展和长期发展内生机制的形成有不利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是必要的,在经济已经复苏并进入高涨以后,就要立即设法退出。财政工作的基本方针应当是收支大致平衡,在经济不景气时,扩大赤字,增加支出是正确的,而在经济恢复并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就需要也能够缩小赤字,企图借助赤字支持经济增长和平衡经济发展,是一种错误和危险的做法。因此,今年计划发行的1400亿国债没有发行的部分可以暂时不发或者少发,留待以后再用。这样,减少了政府配置的资源,也就同时扩大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

    不仅如此,中国的财政体制应当从目前的政府直接投资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型。财政职能和财政行为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和基本行为,也是其他政府职能和行为的支撑,集中体现了政府的目标,政府的职能在于营造发展环境,弥补市场缺陷,而不是充当市场主体,替代市场力量,这也是公共财政的基本定位。政府投资也只能局限在这个范围之内,政府投资的扩大也只能发生在经济衰退的时期,而且有些基础设施民间也可以投资和经营,很多公用事业完全可以民营化。这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充分认识和积极支持这种体制上的重大变化。一国的经济增长如果要靠政府的投资来支撑,一国的经济平衡发展如果要靠政府配置资源来实现,该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不可能是正常的和健康的,其经济运行也肯定是低效率的。只有减少政府替代市场的功能,才能扩大公共财政的作用,只有减少财政的直接投资,才有力量支持和解决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以及“三农”问题。不仅如此,政府从直接投资转向公共财政,财政体制本身的一系列改革也能够加快推进,如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等。转向了公共财政,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有可能改变。

    2,以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在一季度的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出人意料的“异常”现象,即在进出口高速增长的同时,发生了10美元的贸易逆差。在传统贸易观点看来,出口就是为了创汇,因而,顺差是好事,逆差是坏事。这一观念长期主导着我们的贸易实践。于是逆差的出现,一些人就紧张起来。其实,顺差和逆差都很正常,从长期来看,贸易应当是基本平衡的。

    目前出现的贸易逆差既有短期和临时性因素的作用,也有长期和趋势性因素的影响。石油价格上涨和进口增加是短期因素,当然,买涨不买落的背后有长期的和体制性因素存在;巨大的加工贸易规模,其进口刚性越来越大,是长期性因素,而经济增长的加速,国内需求的扩大,更是趋势性因素的作用。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快的年份,都是逆差或者顺差较小的年份。不仅如此,尽管贸易出现逆差,但资本流入加快,外汇储备继续增加,整个国际收支情况依然良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长期的双顺差并非好事,不仅意味着一部分资源没有利用,而且加大了贸易磨擦,增加了货币升值的压力。因此,有一点逆差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

    随着逆差的出现,有人再次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我们曾经指出,按净出口计算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许对发达国家是适用的,而对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不一定恰当。其实,净出口是个核算概念,不是个运行概念,从动态过程来看,出口增加必然带动相关产业增长,不仅会提高出口产业的竞争力,而且会促进结构的变迁和升级。而前述进口扩大与经济增长加速相关,也为增长贡献的计算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说明。

    在贸易问题上,我们不仅应当彻底转变观念,放弃出口创汇,以追求顺差为目标的传统观念和做法,确立以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政策,综合权衡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而且要加快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从数量扩张为主转向质量和结构提升的轨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贸易取得了的迅速发展,197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只有206.4亿美元,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只有0.78%,位居世界第32位,出口占GDP的比重为5.6%,在世界30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排名中居于末位。经过20多年的跨越式发展,2002年的进出口总值达6207.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15.2%,远高于世界平均6%左右的水平,占全球贸易增长的比重达到了29%,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有可能从上年的第6位上升到第4位,利用外资的规模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贸易大国。然而,中国还不是一个贸易强国,中国贸易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贸易条件也待进一步改善,在技术和质量上应当逐步向世界一流水平看齐,高技术含量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比重也要达到较高的水平,对外开放的程度要进一步提高,对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的限制也要相应减少和取消,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也要大大增强。这样才能进入贸易强国的行列。

    3,建立反危机系统和实施危机管理,减少和平抑各种过大的外生冲击

    去年11月,在原国家计委召开的“十一、五”发展规划座谈会上,我们曾经提出了研究和建立反危机系统,实行危机管理的建议,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此事并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最近,政府只是针对“非典”的流行,提出了“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并没有综合考虑整个反危机体系的问题。

    其实,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永远存在,重大的危机事件是随机发生的,就我们所及,有石油危机、战争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自然灾害如地震造成的危机,再加上传染病带来的危机。中国有幸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但却成了这次“非典”危机的重灾区。虽然危机的直接影响有大有小,如伊拉克战争对中国直接带来的经济损失,估计有数百亿美元,但其间接影响不可小视,就以此次“非典”事件来说,其直接影响主要伤及旅游、餐饮、娱乐、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这些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不大,直接影响也许不到半个百分点, 但是,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大高于事件本身的影响,“非典”对人们信心的影响却很大,如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就很明显,特别是对危机的处理,更是对政府的一大考验。据说,“非典”的发生在去年11月,广东的发现也在今年初,但我们到了3月份才予以公布,而一旦公开,又连篇累牍,铺天盖地,无形中放大了恐慌情绪,使得政府的公信力急剧下降。这种情况的发生与我们目前实施的新闻管制密切相关。

    事实证明,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新闻管制弊大于利,而且也管制不了。其实,政府的效能不仅表现在平时的办事效率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危机时期的处理上,即表现在能否采取恰当而坚决的措施,迅速摆脱危机,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危机管理体制,包括组织决策和指挥系统、信息传输和处理系统、物资准备和调度系统、人员培训和技术储备系统,并先行开展反危机的理论研究、经验学习和方案设计等。这样才能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03年4月28日
(责任编辑:孙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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