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经济 >> 经济观察 2003年4月29日08:33


对经济社会事业和文明的重要贡献———
中华工商时报:中国“民工潮”现象透视

陆子修

    

  中国“民工潮”的正面作用、巨大贡献及其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同大包干一样,先由群众创造,后为“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所肯定,进而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的认可,并且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提出新的要求和相应对策。不少媒体也为之弘扬,“动之于情,晓之以理”。现在无论是农民工的输出地、输入地的各级领导干部乃至广大群众,对这一新生事物,从自身的实践过程和切身利益的感受,有所认识,有所理解,正在改善管理,加强服务,这一变化来之不易。随着中共十六大精神的深入学习和贯彻,实践将会更为有力地证明:

    (一)外出打工开拓了现阶段我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渠道。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农民收入的增长来自劳务报酬的增长呈现逐年大幅度增长态势,许多地方,把它列为劳务经济目标考核。2000年,全国农民的工资性劳务报酬占其纯收入的比重已达到31.1%,比1985年上升13个百分点。其中打工收入为240元,已占农民纯收入的10.7%。1999年,安徽省农民外出打工收入217亿元,超过了当年全省174.3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同年,安徽省人均劳务收入达431.6元,占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2.7%。预计今年外出打工收入300多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民人均现金收入934.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8%,其中劳务工资收入335.9元,对现金收入的贡献率为72%。在家庭经营收入尤其是农业收入绝对减少,乡镇企业仍处于恢复性增长的时期,外出打工在解决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外出打工仔、打工妹“一年土,二年洋,三年盖上新楼房”,“一户打工,带动一村;外出一人,致富一家”已成为许多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

    同时,外出打工减缓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为收入差距是人口流动的诱因,人口流动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又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二)“民工潮”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按照我国现有的耕作与经济发展水平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约在2.7亿人左右,乡镇企业和城市二三产业已吸纳“农民工”约1.2亿人,还有1.5亿劳动力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将农业中大量存在“零值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不会减少农业产出量,却可以带来国民经济产出量的增长,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从1980年到2000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30.4%降到15.9%;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从68.7%降到50%,第二产业从18.3%上升到22.5%,第三产业从13.0%上升到27.5%;市镇总人口从19.4%上升到30.8%。世界银行等机构研究证明,劳动力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为16%到20%。有学者估计,劳动力流动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为16.3%,在今后的30年里,如果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的种种障碍能逐渐被清除,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可为每年经济增长率贡献2到3个百分点。

    大批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促进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港台资本纷纷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到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民工潮”实现了港台资本、沿海地区的土地和中西部地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相互结合,创造出极大的生产力。加入WTO以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最大优势还是劳动力资源,价格低廉,因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并积极争取扩大出口是我国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

    (三)“民工潮”实现了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增加了国民经济积累。一般来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会提高要素生产率。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地区、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地区、部门流动是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由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据测算,1995年二者之间的差距就达到7381元,即每雇佣一个农民工就等于节省了7381元的工资性支出,或者说,每一个农民工为其雇主的利润或通过产品价格下降为消费者福利和整个国民经济增加了7381元的剩余积累。如果以9546万农民工(劳动部和统计局,1999年)来计算,农民工一年为国民经济提供的剩余积累就达到7046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专家估计,国有企业职工比农民工的工资高32%,这还不包括他们所有的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物质福利,如果把这部分福利也计算进去,国有企业职工的年平均收入比农民工约高出127%。这也说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大量招纳农民工的利益所在,也说明农民工得不到国民待遇的歧视所在。农民工对流入省、区、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据测算,一个农民打工者在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的贡献,折合成GDP约为全年3万元左右,除去自身的消费和带回家乡的费用,还剩余1.5万至2万元左右。以平均每人按最低贡献1万至1.5万元计算,安徽省外出农村劳动力为流入地区GDP所做的贡献每年约为400亿至600亿元。这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阵痛”。

    “民工潮”还孕育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个私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居民就业的主要领域之一,许多个体私营企业主都是在外出打工中积累了原始资本,掌握了生产技术、学习到了管理经验和经营能力后创办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需要以大量廉价劳动力供给为基础,“民工潮”存在满足了个私经济发展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从安徽来看,“民工潮”不仅是农民增收的主要亮点,而且对提高农民素质,对本省流出地二、三产业的发展同样取得了巨大推动作用。目前安徽外出打工者约有2%-4%走上了回乡创业道路,全省约有20万人左右,主要从事开发性农业项目,创办工商企业,成为小城镇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无为县有5600名外出人员返乡办起了千家企业,其中年产值超过1000万元的工业企业14家,固定资产投资近2亿元,安置就业人员11万多人。

    (四)“民工潮”培育和积累了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必需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大。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当土地就本身而论不再是导致贫富的关键因素时,人力就成了关键性因素。”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快、后劲不足的主要原因。传统农业经济活动投资收益率低下主要由于农业技术落后与农民劳动技能低下所引起的。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缺乏现代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民工潮”的出现,使他们在工业社会的熏陶下,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另一方面使农民增长了见识,积累从事经营活动的经验,培育了市场经济观念,塑造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原动力。

    (五)“民工潮”是传播先进文化和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渠道,促进了农民的现代化。英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终年风尘仆仆的“打工仔”、“打工妹”回到农村时,不仅带回了打工的收入,更带回了先进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引导农民更加关注信息社会的动态,更加注重科技文化知识学习、子女教育培养、少生优育等,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政治文明的跃迁。

    上述各点足以表明,中国“民工潮”的现象,就总体本质而言,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和农民市民化历史进程的独特之路。

    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方兆祥就以下几个观点作了系统深刻阐述:

    (一)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从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角度上讲,人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活跃的要素。农民流动就业,既是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结果,又是人自身闯荡和成长的必然过程。由于富余劳动力多是流向城镇和发达地区,这就有利于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人的社会化和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既要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的专门人才,更需要一大批具备较高素质的劳动群众。农民流动就业,不仅是增加收入之源,也是人与物的要素结合,在创造劳动价值中得到发展、提高素质的基本条件和重要途径。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角度上讲,农民流动适应了先进文化诸多特征的要求。农民外出行为的发生,不仅要求在观念上敢于突破传统的乡土观念的约束,同时还要具备在外闯荡的素质和条件。流向城市的打工者在竞争中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学文化、学科学,学习各种新知识和新技术,改变原来受小农经济影响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目标取向,倾向于接受许多城市生活价值和行为方式,逐渐培养现代文明意识。同时,也必然会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对子女的教育以及选择少生优育,越来越多地接受科学和现代文明等。从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上讲,农民是我国社会中最大的群体,发展好、维护好和实现好这个群体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义不容辞的责任。“民工潮”既能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实现了他们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那么,我们就应该给农民提供流动就业的渠道和机会,让他们成为社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二)农村富余劳动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发达地区的实践证明,民工已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振动力量。这是应该从根本上加以肯定的社会现实,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如果农民没有流动的权利,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完善就将在最具活力的要素领域失去微观基础,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繁荣农村必须推进城镇化,这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符合我国的国情,也是当前我国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从国际经济来看,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工业化程度,二是城镇化程度。工业化体现于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和工业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口由农村逐渐向城市迁移和集中的过程,体现于城市人口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和农村人口的比重逐步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工潮”的发生和流动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民工潮”挡住是不可能的。应该像中共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走新型工业化路子;消除不利于城镇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实行公正的国民待遇。

    (三)农民流动就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产生了双赢效果。“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牵引农村劳动力跨地域流动的利益启动的一条规律。“民工潮”开通了发达地区和农业地区的通道,使广大农民主动利用地区差异,参与发达地区建设,解决了农业地区农民的就业、增收难题,获得了资金,学到了技术,培养锻炼了人才,为农业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使发达地区得以利用丰富和低成本的劳动力进一步发展,产生双赢效果。如果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即使土地汇报率很高,收入总量也不会很大。这种资源分配格局不改变,一方面农业地区的农民富不了,经济发展不上去;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劳动力,经济社会必然难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城乡共同发展。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如果人为阻止农民流动就业,搞城乡分开,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解决不了城市和农村存在的发展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城市中失业的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能力过剩,产品没有市场,同时城市的失业问题还存在结构性失业的矛盾,即有事无人愿意干。而农民的收入下降,主要是因为过多的农民滞留农业,不仅农产品缺乏需求,而且农民没有就业机会。由此形成了农村市场销售不旺,影响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由此造成城市乡村都不能发展。因此,解决农村问题的答案不在农村,解决城市问题的答案不在城市。只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和改进宏观指导,改变就农村抓农村、就城市抓城市的思维和活动方式,大胆推进城乡开放,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城市转移,才可能加强劳动力市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扩大内需,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为城市工业品开辟广阔市场,为工业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总之,我们务必认清中国“民工潮”的时代意义,务必把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作为国家制定有关政策法律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作者单位: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2003年4月29日
(责任编辑:李欣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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