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经济 >> 经济观察 2003年4月30日09:34


不良资产处置:银行的困境

叶德磊

    

  我们仍然不应高估银行自身在降低不良资产、控制和化解资产风险方面的能力。应该看到,管理潜能的挖掘及其能够带来的效益越来越有限

    2002年工行、中行、建行、农行的不良资产率比之2001年,分别下降了4.26、5.14、3.99、4.72个百分点,这说明银行在控制和减少不良资产方面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但是,我们仍然不应高估银行自身在降低不良资产、控制和化解资产风险方面的能力。

    应该看到,管理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在前些年管理水平较为低下的背景下,强化和完善管理能带来较明显的效益,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管理潜能的挖掘及其能够带来的效益越来越有限。

    银行自身力量有限

    由于银行不良资产存量的规模庞大,而且,这一规模还有可能发生动态增长,所以单靠银行自身的拨备前利润增长来消化和核销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银行还必须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近年来支持国有银行效益低风险条件下增长的因素在未来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如:优质购房群体的购房动能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购房群体的信用等级正发生下移,这给银行的房贷收益和风险控制带来了严峻考验;国债发行总规模的连年扩大正不断地压缩其继续增长的空间,基建项目的配套贷款需求在未来5、6年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抑制。至于前面提到的票据融资业务等,即使不考虑市场竞争因素,对其也不应寄予过高期望。

    国有银行在未来面临的市场环境还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首先,股份制银行的快速发展、扩张以及外资银行进入的门户愈来愈大,都会使国有银行的传统市场份额、客户质量、储户结构乃至管理人才受到严重影响。其次,股票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和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也都会挤压银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的市场空间,降低银行业务的收益水平。再次,已在农村信用社试点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也许有利于农村信用社一类的小金融机构,但由于银行主体的增多和融资渠道的多样化选择,很可能会导致国有银行净息差收窄,创利能力下降。

    高盛公司的高级经济学家John Anderson认为,要使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达到可接受的水平,估计需要2万亿元的人民币。撇开这一数据的估算的科学性不谈,解决银行不良资产所需要的巨额资金确实是银行自身难以承担的。

    政府应适度支持

    政府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年剥离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后,实际上并未完全解除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袱,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仍然高于国际水平。这些不良资产中的很大部分仍然是《商业银行法》正式实施之前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而银行自身又无力完全处置这些不良资产。所以,要求政府再度提供适当的财政支持以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但这种财政支持必须是一次性的,至少是数额明确的。即政府与四大银行分别核定现有不良资产中属于《商业银行法》实施之前形成的部分,或者在这之外再明确附加的一部分,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予以一次性剥离,或者由于财力暂时有限,承诺今后一定时期内提供财力剥离的数额。这样可以消除银行的寻租动力,使银行专心于经营。否则,银行管理者今后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继续谋求政府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而疏于经营管理。除此之外,政府对银行的支持和关心还应主要体现为,作为国有银行的所有者,发起并尽快推动银行改革,优化和规范银行经营的市场环境,强化和完善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主任) 

    《国际金融报》 (2003年04月30日第四版)  


(责任编辑:孙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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