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团”的行动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军事机构。例如，他们不像其他军事组织一样做早间的汇报。当他们向使团团长汇报时，他们也同时向将其派往延安的原来的组织汇报。从包瑞德开始，使团就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使团成员都认为他很精明。他们尤其佩服包瑞德会说好些中国方言，这也是他本人引以为自豪的本领。像使团中其他人，尤其是最初的参加者们一样，包瑞德有长年在中国生活的经验。有几人是老“中国通”，而且也是传教士家庭的孩子。

　　但使团不可避免地存在人事问题。一些问题相对较小，容易解决。例如有一次，瓦尔特?格雷斯在一次舞会上对一个中国姑娘眉目传情。共产党非常严肃地对待中国女子与美国观察员 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告诉包瑞德，他们反对这种调情行为，除非两个人是真心相爱。包瑞德马上警告格雷斯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话，他就得离开使团。没有证据显示这 样的事情再发生过。

　　其他一些问题与使团的内部工作有关。彼得金抱怨说，应该派一个军事情报局的人到延安来训练新来的人，“迪克西”毕竟是军事情报局的一个使团。使团只有两个人懂战斗序列的这一事实也让彼得金担心不已（应该有三个）。

　　他们有时饮酒过度。团长发现如果喝酒的人是一个军官时，问题尤其难以解决，因为军官与士兵打得火热。例如，彼得金就认为斯特尔是一个“聪明但懒惰的酒鬼”。空地救援组的詹 姆斯?伊顿上尉则以另一种方式令彼得金头疼，他怀有空地救援组的人所特有的“领土扩张 ”的想法。彼得金也不喜欢航路与航空通讯联络处（AACS—Army Airways Communication S ystem），认为他们的人都是满腹牢骚、不断制造麻烦的懒人。杨照辉不满意他的炊事兵威 廉?英格（William Eng）下士，他好像总是学不会如何把伙食账弄清楚。

　　观察组成员之间也发生了最初的矛盾冲突。有些是由于个人的特性不同而不可避免地爆发的。例如，雷?克劳姆莱习惯于白天睡觉，晚上彻夜工作。克劳姆莱在战争爆发时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日本工作。他被日军抓获，被封闭监禁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每天能 得到一杯水，这杯水随他使用。据查尔斯?多尔说，这段经历一直影响着克劳姆莱洗澡的习惯。据说克劳姆莱在延安时，用手指就着一个杯子洗澡。克劳姆莱定期收到从家里寄来的一瓶瓶除臭剂，他把它们收集起来，放在他的窗台上。

　　另一个不那么无辜的特殊习惯发生在布鲁克?多兰身上，他喜欢在窑洞里玩弄装满子弹的手枪。一次枪走火了，子弹弹到窑洞里，吓坏了他的室友查尔斯?多尔。多兰很聪明，但情绪不稳定，他在战后自杀。

　　有几个人在延安孤独的环境里都情绪低落。1946年4月，使团只剩下了三个人。英格下士变 得非常忧郁，他的指挥官都考虑要将他送走。当时使团停止了活动，由于没有配给、汽油和电影，英格的心情变得更糟糕了。但相对而言，严重的情绪低落或怪异行为还是不多的——可以说非常少，而且那些被派往“迪克西使团”的多为年轻的单身汉，他们本来就不如结了 婚的老兵们那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