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使团在阜平旅行时，包瑞德到了离延安约八英里的绥德去参观抗日军政大学第二营。从延安到绥德的路非常差。接下来是一条宽阔的河，几乎贯穿始终。河上没有桥。在中国很多地 方因为没有森林覆盖，大部分降 雨很快流入附近的溪水中，河上没有桥是很寻常的。一条干枯的溪流确实会在一夜之间变成 一条湍急的河流。因此桥必须建得很高，有结实的桥墩和长长的桥道，否则它很快就会被冲毁。包瑞德一路到绥德碰到的河中心大约有三英尺深，河水里隐藏着许多岩石，会把车撞翻。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包瑞德有一个中国司机，他还是坚持自己开车。有时候他的吉普车 吓着了拉车或是驮着农民的骡子。由于路况不好，这次旅途花了差不多两天时间。晚上他们在一个村子里过夜，包瑞德就睡在炕上。

　　在对大学进行考察之前，包瑞德参观了绥德这个城市。与此同时，当地人也参观了他。当他和共产党的领路人在镇里走时，人们在领路人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近地围着他看。包瑞德发现，大多数在街上卖的东西都是自家制造的，非常实用。大学让他很失望。他期望看到一个军事学院，但却看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工人、官员和入伍士兵的类似于娱乐和休息的场所。那里没有特别的建筑。共产党在城市郊区占用了一个小村庄，用村里的房子作为军营和教室。学校的人们像军队一样展示着体操表演和操练，并进行战斗演习。好像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教室。回到延安后，叶剑英将军问包瑞德对学校的印象。包瑞德答道，有一个主要问题 ：它是一所军事学院，却没有提供军事训练。

　　使团在延安期间，没有一个成员看到警察或是类似的法律执行人员，而这是外界的人通常将 其与压迫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知道，在离他们总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集中营，共产党将他们觉得可疑的人关押在那里。美国人是从一个高个子年轻南斯拉夫人那里知道这个地方的，一天他穿着共产党的制服出现在他们的住所。他告诉使团，他叫迪米特里·叶拉济奇（Dimitri Yellacich），在珍珠港事件前，他在北平的一家福特汽车经销处工作。之后他离开了北平，开始旅行。大部分时间他是走着去的。他经过了河北省和山西省，来到延安，在那里共产党把他关押起来，一直到他见到美国人之前才被释放。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使团的人相处融洽，但他从来不谈与共产党生活在一起时的经历。显然他来延安时身体状况很好，并没有被虐待。叶拉济奇很快就开始工作，成为共产党的机械师。他负责维修他们的两辆卡车（其中一辆过于老化，只能用一个烧柴的火炉加热释放的热气来发动它）和同样老的载人的汽车。叶拉济奇也照料美国人的吉普车，直到他们有了自己的机械师。包瑞德很喜欢叶拉济奇，建议审查他的背景，这样就可以让他在美国军队里服务了，但这个建议再没有了下文。当彼得金和几个美国工程师到距离延安四五十英里的一个油田考察时，他也带上叶拉济奇一起去。

　　叶拉济奇担心他的护照的有效性，因为他的国家被德国占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在重庆时，他请求彼得金去苏联使馆问一下是否可以更新他的护照。彼得金照办了，向苏联大使解释这件事情，并把护照交给他。但大使说因为他个人不能做任何事情，护照必须要送到莫斯科去。彼得金三四个星期后又来到使馆，再次试图完成护照的处理，但他再也没拿回叶拉济奇的护照，也没有就为什么拿不回护照得到过一个令他满意的解释。

　　在约翰·戴维斯在“迪克西使团”考察的16天里，他非常重视从叶拉济奇那里得到他关于共产党的看法。戴维斯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他是南斯拉夫人，妈妈是俄国人。他看上去像一个欧亚人，因为他有蒙古人种的眼睛和不易分辨的肤色。他戴着一顶中国北方赶牲口的人戴的灰色毡帽，帽子的边长长地垂在脖子后面，前面有一个尖尖的帽舌，两耳也有帽子边遮盖，这些边都被翻起来，绑在帽子上部。他的外套已经破旧不堪，但戴维斯认为这件衣服曾经是很时髦的。他穿着棉裤。戴维斯认为叶拉济奇对两种文化都颇为了解。

　　叶拉济奇告诉戴维斯，尽管中国共产党都不带识别职位的徽章，但官员与民众是有差别的，官员吃住条件都更好些。不像中国其他军队，这里红军的士兵不会挨打。军队为人民着想——他认为是过分为人民着想了。在关于军民纠纷的政策里，民众总是对的。叶拉济奇告诉戴维斯，日军让整个村子的人为铁路的安全负责，以防止铁路被破坏。当破坏还是发生时，附近村子的人就会受到残暴的惩罚。叶拉济奇被八路军和山东游击队的能力深深打动。他认为如果北方的共产党军队和民兵有足够的弹药，他们可以切断日军的通讯。

　　20世纪50年代，1945年加入“迪克西使团”的阿尔弗雷德·哈丁(Alfred Harding)在香港遇到了叶拉济奇，后者说他正要回南斯拉夫，要帮助中国人建造一口油井。他声称他为此从包瑞德那里得到了绳索和合成材料C，但哈丁从来没有证实此事。

　　许多“局外人”都对美国派遣团在延安的工作很感兴趣。结果，使团总有许多造访者，多得让彼得金抱怨不已。一些客人是新闻记者或作家，如哈里森·富尔曼（Harrison Forman） 和白修德（Theodore White）。来访的记者可以在美国人住所内自由走动，自由拍照，也可以在日军后方旅行。他们需要遵守规矩，如不让政治介入社会活动中。当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John Roderick）借用新年晚宴的机会询问朱德将军对蒋介石“三点建议”的看法时，伊顿上校感到厌烦，而后就发火了。大部分记者在延安待十天到两个星期，这也是通常飞机前后两次来延安的时间。但罗德里克1945年12月3日到达延安，做一次“短期访问”， 却一直待到第二年4月。这让伊顿和他的执行官杨照辉非常不满。

　　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也惹恼了伊顿，因为她要别人迎合她。在她到达的当天下午，中国共产党的秘书长杨先生（译者注：杨尚昆）来到她的窑洞，与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谈完后，她指挥杨尚昆和杨照辉少校一起搬家具。这给人的印象就是，尽管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但在她的意念里，还是把中国人当成苦力。杨少校发现，斯特朗在延安的20天里只洗了一次澡。

　　除了那些到延安参观者的女朋友外，像安娜·路易斯这样的女作家是这个地方惟一的非中共妇女。共产党对他们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即使是对像弗雷达阿特利（Freda Utley）这样一位供职于《读者文摘》并写过文章批评共产党的人，他们一样以礼相待。另一位女士，坎贝尔夫人从重庆飞过来，就坐在周恩来旁边。她不知道周恩来是谁，就评论说，“这些共产党人是一群笨蛋”。

　　那些前来参观的人，不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在延安各景点游玩，打野鸡，或是像第312蜘蛛飞行大队（312th Spider Wing）的兰道尔将军那样，取悦自己的女朋友。不论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彼得金总是发现他们的到访是麻烦事。那些没有或只有很少军事重要性的人打乱了他的常规生活。他们要带着客人们参观这个城市及各个景点，客人们通常还要去商店购物。不一会儿，彼得金就会安排非常详细的巡视活动。参观者们对军事活动越是不感兴趣，彼得金的参观计划里这些活动就越多。

　　尽管延安的地形限制了参观者，而骡子又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中国人并不限制这些参观者和上述记者的活动。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富尔曼在此给人极深刻的印象。这位大 约300磅重的记者的确把骡子都压垮了。

　　有时，派到使团的人也像前来参观的人一样，让指挥官感到厌烦。其中一个是与英国首相有 亲戚关系的温斯顿·丘吉尔·格斯特（Winston Churchill Guest），空地救援组的一个美国人。格斯特非常渴望越过日军封锁线去看看，但彼得金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很容易被辨认出来。而他天生随随便便的性格使他不那么适合与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 。

　　后来被称为伯克勋爵的林迈可（Lord Lindsey of Birker）博士并不是使团的成员，但他经 常与使团一起活动。林迈可是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院长的儿子，也是一位贸易经济学家。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前，他与他的中国妻子一起生活，一直在燕京大学教书。另外，他还教游击队如何炸铁路。珍珠港事件后，他和妻子来到晋察冀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通讯技 术主要顾问。林迈可并不声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公开表达对共产党纲领的极大认同。

　　另一个与“迪克西使团”相处融洽的有趣的人是马海德。马医生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原名乔治·海特姆（George Hatem）。20世纪30年代，他一直在查佩尔山（Chapel Hill）的一所医学院上学，后来他遇到麻烦，去了欧洲。在那里，他遇到了埃德加·斯诺，并跟他 一起来到中国。他遇到一位美丽的中国女子，并与她结婚。尽管他从来没有完成过正式的医 学课程，但他开始行医。“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期间，马医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总是充当“迪克西使团”的翻译，尽管使团中许多成员都能说流利的汉语，共产党人总还是需要一名翻译在场。马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人，但中国人接受了他，并把他当成自己人。

　　马医生与记者和乘飞机出入延安的外交官都亲切交谈，并为他们和其他美国人提供了关于共产党思想的有趣的观点。例如他告诉约翰?戴维斯和白修德，共产党人害怕英国人。他说他 们担心英国人会利用蒋介石把中国南方分割成旧的势力范围。在马看来，共产党希望逐步发展，试图利用一切机会妥协，以此阻止把中国一分为二的可能性。白修德和戴维斯在延安期间，马被派过来帮助他们，周末才回家。戴维斯猜测，与美国语言和美国式的活跃气氛、香烟、夹克衫和美国大兵的靴子的亲密接触，使马医生想美国了。

　　战后马医生留在中国，成为中国医学领域的权威之一，并成为民族英雄。他在战后事业中 的成就之一就是创建了一个计划，使中国战胜了麻风病和性病。

　　马医生并不是作为医生前来帮助“迪克西使团”的。他更多是作为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一个与美国人有共通之处的非正式的联络人。使团最初的医生是梅尔文·卡斯伯格。卡斯伯格在 1944年5月遇到当时在重庆的医院治疗肝炎的包瑞德。两人成了朋友。包瑞德问卡斯伯格是否愿意参加由他带队去延安的团队。卡斯伯格觉得这可能会是有趣的任务，于是同意去。使团一建立起来，包瑞德就告诉卡斯伯格，他在满足使团的医疗需要之余，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事。卡斯伯格很快就发现延安的中国医生非常出色，于是将他的医疗工作交给了马医生。他还帮助马医生照料患有支气管炎的毛夫人。卡斯伯格送给马医生一套军队的医生制服， 后来马将这套制服放在一个博物馆里。

　　卡斯伯格向包瑞德要求更多的任务。包瑞德允许他考察附近中国人的医疗情况。指挥官让他观察当地人的医疗设备，并判断如果美国设备可以被带进来，他们是否可以使用。

　　首先，卡斯伯格考察了延安附近的地区。他到了医学院，见到了医护人员，并尽力评判当地的医疗水平。之后，他告诉包瑞德，他完全不知道中国人是如何诊断他们的病人的，也不知 道光坐在延安的椅子上，是怎么处理军队的医疗问题的。要弄清楚这些，他需要跟随共产党 的军队一起上战场。包瑞德很喜欢这个想法，他告诉卡斯伯格，因为他正在做这个工作，他应该尽可能地去发现关于士气和其他他感兴趣的事情的答案。于是，卡斯伯格带着一名翻译和一名赶骡子的人出发了。当他们到达日军占领区时，他们又增加了两到三个熟知地形的人。有一次，一些蒙古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些蒙古人穿着平底凉鞋，骑着小马。如果他们有时骑着马跑在前面，他们会在马上转过身，两腿悬空晃动。蒙古人的这种冒险让卡斯伯 格很担心，因为他知道，日本人已经悬赏捉拿他。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卡斯伯格走遍了方圆几百里的地区。他有时感到心理上的孤立和孤独。他帮助撤退伤员并照料他们，也给中国人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对病人进行护理。卡斯伯格 也同一些记者交友，如毛里斯·沃塔（Maurice Votaw）、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 stein）和在他之前几天来到日军封锁线后的哈里森·富尔曼。

　　当卡斯伯格回到延安时，他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并由包瑞德将它送到中缅印战区总部。报告中除了卡斯伯格关于医疗情况的专业考察外，还有一份中共军队进攻一个日军占领的村庄的记录。卡斯伯格还向马医生和八路军指挥将领叶剑英阐述了他的观点。当他说到他在旅途中所看到的医疗系统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时，他们都被逗乐了。卡斯伯格认为，他所看到的医护水平有巨大差异，因为一些医生是在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接受训练的，而其他的没有受过这种训练，因此就很一般了。当医学院的教授离开时，他随身带走他的设备，因此有时候一所医院里什么医疗设备都没有剩下。

　　卡斯伯格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总是将伤员一起撤走，甚至包括那些明显无法救活的伤员。他 希望他们将一些受到更好训练的医生安排到离前线近的地方，这样他们可以对治疗提出建议，而不是因为没有其他药物，只能靠医生使用鸦片来治疗。他也建议增设一些特别的救济医院，少数有专长的医生就可以为更广地区的人服务。卡斯伯格看到，当这样的医院建立起来时，医生们在一些窑洞里工作。一个设在战场附近的小型战地医院会占用大约12个窑洞，伤员就可以在至多三到四天内被送到医院里。门很容易被搬动，在危急情况下，门被卸下来放平，病人就可以躺在上面，被转往山里躲藏。护士们拿起枪，埋好地雷，骑上马，开始上路撤离。护士们也会架起大炮，藏在战壕里，从那里她们可以控制公路。

　　在卡斯伯格离开后，朱利叶斯·伯米朗兹（Julius Pomeranze）替代了他的位置。彼得金团长很喜欢这位新来的医生，因为他很快就改善了伙食和卫生条件，与中国人友好相处，并对他的职业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彼得金写信给迪奇说，伯米朗兹计划为当地医院做一些事，他认为这可以发展友好关系，而且美国人有时候也需要使用当地医院。使团中的一些人害怕生 病和到当地医院去接受治疗。这就是1945年3月，野村患急性阑尾炎时的情况。彼得金总 结说，使团的人在美国医生面前会感觉好一些。

　　美国人在延安期间，在多次医疗危机中帮助了中国人。例如，1946年1月爆发了一次传染性脊膜炎。当地医疗专家们忙得不可开交。“迪克西使团”当时也没有常驻于此的医生了，因为卡斯伯格和他的继任者们都已经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杨照辉作为伊顿不在时的执行指挥官，提供了磺胺嘧啶，并向上海发电报，要求送100单位的盘尼西林过来。他还把所有在延 安的使团成员都隔离起来，因为当地中国人中已经有18例病例，其中两人死亡。杨照辉请求 美国医药帮助共产党并不让人觉得非同寻常。红十字会的医疗物资经常通过美国飞机运过来。

　　卡斯伯格和马医生并不是延安惟一的外国医生。那里还有汉斯·米勒（Hans Mueller）、一位名叫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阿洛夫（Andre Yakovlevich Orloff）的俄罗斯人，以及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傅莱（Fry）。傅莱于1942年从天津飞过来，为共产党工作。这些人都没有药，但傅莱非常有创造力，他发展了盘尼西林文化，将它用在严重感染的伤口上，尽管这些药并不纯。傅莱相信针灸的功效，不论是预防性还是救治性的，他声称用针灸治好过疟疾。尽管卡斯伯格并不与傅莱一样对针灸充满信心，但傅莱非常渴望获得卡斯伯格的医学知识。卡斯伯格送给傅莱一件军用雨衣和几双行军时穿的靴子以替换下他的手工编织的草鞋，这让 傅莱很高兴。但让那些欧洲医生最为高兴的是卡斯伯格带来的医学杂志上的文章副本。

　　阿洛夫是一个外科医生，他于1938年被召入俄罗斯军队。他在诺门汉（Nomanhan）湖工作过，并参加了芬兰战役，1942年他被批准离开三年，之后飞抵延安。他并不与“迪克西使团” 的人接触，但卡斯伯格能在医院见到他。一次卡斯伯格问他觉得穿着军靴在外国的感觉如何，阿洛夫回答说，在延安要比在芬兰好。

　　俄罗斯新闻机构塔斯社（TASS）在延安有两名代表。人们知道的是他们的中文名字，柯立（ Kuo Li）和孙平（Sheng Ping）。柯立的原名叫普罗申科（Proshenko）。孙平的真名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1944年时，他们分别大约为26岁和40岁。他们在 两年前接替了原来派到延安的记者。尽管他们声称他们只通过重庆发送新闻，但他们雇用了 中文翻译。他们好像收集了许多东西，像要去走私一样。中共的通讯顾问林迈可曾参观过俄 罗斯人的住所，他说他们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只有一台接收器。

　　对于约翰·谢伟思和“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来说，阿洛夫、弗拉基米洛夫或是普罗申科是否对毛泽东有特殊的联络任务好像并不重要。谢伟思不相信阿洛夫和其他俄罗斯人是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们都不会说汉语，也没有“中国通”的称号，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关系好像也 并不亲近。谢伟思后来说每个人都知道弗拉基米洛夫是苏联派来监视的人，但他在很多年里 都对中共当时做的一些事一无所知。例如，共产党在延安北部种鸦片，拿到日军占领区的城 市进行交易，以换取药品和其他中共所需的东西。谢伟思本人也是直到1993年才听到这种商 贸往来的。“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时，在冈野进（Okano Susumu）看来，俄罗斯人并没被给 足“面子”或是身份。他是日本共产党员，这段时间里大都在延安。俄国人只在重大的社交 场合才出现，那时他们只是一大群人中的一部分。除了一些从其他城市，如天津来的白俄罗 斯难民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当成可疑的日本间谍来对待，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其他俄 罗斯人会在延安出现。

　　当杨照辉任“迪克西”团长的时候，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没办法穿过已经涨水的河，回到美国人的住所。结果他毫无准备地参加了俄罗斯人晚上的聚会。他们吃着精美的食物，有俄式的 茶炊和白兰地酒。当杨照辉小口啜饮酒时，俄国人笑了起来，并通过一个翻译告诉他，他所 做的不是苏维埃式的。他们解释说，苏维埃式的意思就是一口干掉杯中所有的酒。杨照辉说 ：“那好吧，为了保持美国政府的荣誉，我就以苏维埃方式喝酒。”他照办了。接下来是白酒，还是用平底酒杯，以苏维埃方式喝掉。后来还有法国白兰地。然后下起雨来，杨照辉和杨尚昆来到后者的窑洞。杨照辉觉得自己证明了美国人也不是娘娘腔的。

　　1946年1月7日，两架俄国飞机飞抵延安。中国人并没有就此向美国人做出解释。美国人猜测飞行员住在共产党人的宾馆里。飞行员身上挂着漂亮的勋章，他们断然拒绝了让“迪克西” 的成员给他们拍照或是给他们的飞机拍照。他们的飞机就停在前来接伊顿赴重庆与马歇尔见面的C—47的旁边。但当俄国人准备要走时，伊顿命令杨照辉到C—47里，透过一扇窗户把俄国人的飞机照了下来。

　　一次，一名厌倦了内战的国民党飞行员驾驶他的轰炸机叛逃到了延安，在机场着陆。共产党人用人力把他的飞机推拽到了一个山谷，试图把它藏起来。但几天后，一架战机飞来，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好几次，对飞机进行了猛烈轰炸。第二天一架轰炸机出现，绕延安飞行了几周 ，最后一次扔下了一串炸弹，但并没能成功摧毁飞机。中国共产党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合适的 武器来回击这样的空袭。最后，中国人把叛逃者的飞机拆卸下来，以对它进行部分修理。

　　并不是每个来访的国民党人都不友好。1945年12月，一架载着国民党物资的C—47飞机带来了三个信箱。飞行员在中共的宾馆里住了一晚。晚上他们拜访了美国人的住处，看了一场电 影。第二天，一架国民党飞机从西安飞抵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表示了欢迎。第二个月，一架国民党的P—40飞机轰鸣着飞到延安上空。当它经过居住区时，投下了由蒋介石签名的 和平条款的宣传单。这些小册子就扔在居住区外面，在河边的空地上。人们蜂拥而至，去捡传单。

　　尽管关于“迪克西使团”的许多行动都尚在公开讨论中，但所有使团成员都认为它的一个最大的悲剧就是日本人杀害了空地救援组的亨利·惠特塞上尉。惠特塞的工作就是建立一套营 救坠落的飞机的系统。他在共产党的一个摄影师的陪同下，前往一个靠近敌人封锁线的地区 。但当他们进入城镇后，发现日军的狙击手还在那里。狙击手杀害了惠特塞和摄影师。共产党试图找回他们的遗体，但没能成功，还为此牺牲了许多人员。共产党感到极度沮丧，不仅因为他们自己的损失和对惠特塞的崇高敬意，也是因为他们感到没面子，因为惠特塞是在共 产党向他保证村子里没有日军时才过去的。卡斯伯格建议惠特塞绝不要在村子里住宿或休息 ，如果惠特塞听从了他的建议，本来是可以避免被杀害的。“迪克西使团”成员满怀悲痛地 将他们的新食堂命名为惠特塞堂。

　　除了失去惠特塞和美国与中共关系恶化之后带来的不便外，“迪克西使团”很少经历什么令人不愉快的苦难。对于一个战时被派遣到遥远地方的使团来说，延安观察组的工作相对而言 不仅是安全的，而且是有趣的任务。然而1946年5月杨照辉来到北平时却发现，尽管有“迪克西使团”驻在延安，北平的总部获得有关延安发生事情的情报都是错误的。中国的 军事地图上显示延安的机场有20架中共的飞机，但事实上一架都没有。其他机场上也显示着 这些根本不存在的飞机。北平的军方人士甚至不知道杨照辉驻在延安，这让杨照辉感到吃惊 。当他们被告知他的任务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好像并不在意。杨照辉给他妻子写信说，北平满是大腹便便的上校们，他更愿意留在延安，在那里他是重要人物，远胜于在北平过奢华 和便利的生活。那些参加过“迪克西使团”的人似乎都明白，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领导人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美国人与中共接触时受到的影响要大于他们曾经预料到的影响，有时甚 至是以一种他们没有选择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