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将观察员派往延安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1943年至1944年间美国在中缅印战区的空中行动增加了。这一结果就是飞机坠落数量增加，救助那些坠落在日占区和共产党控制区的飞行员就很必要了。B—29飞机的问世更是增加了事故发生的数量。这种飞机有非常巨大的载弹量，也有严重的问题。当飞机拥有巨大的载弹量时，飞行员在起飞时比遭遇高射炮或敌机时 有更大的危险。甚至一个发动机失去部分起飞动力时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飞机坠落。可怕的是，飞机的顺桨机构很不可靠，燃油量的估计非常不准确。一个飞行员从轰炸任务回程的时 候只能靠猜测来判断什么时候油会用完。但发动机故障仍然是最坏的问题，这也是大多数飞机坠落的原因。

　　“迪克西使团”的任务之一就是救助幸存的飞行员。中国共产党在使团到延安来之前就加入了帮助逃离和避难的行动。中共向使团征求建议，让他们可以尽最大可能进行救助活动。共 产党当然并不是惟一参与救助美国飞行员的中国人。当航空军团加贝·迪索斯威（Gabe Dis osway）将军在中国中部的日本控制区被击落时，国民党游击队发现了他，把他救了出来。于是当地人把他藏起来好几个星期，直到可以将他带到一个安全地带。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 救助活动中与美国人合作，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无合作。在这些事件中，“迪克西使团”只与共产党打交道，就像他们在其他事件中一样。

　　“迪克西使团”的空地救援组与帮助军事人员从日本人手中逃离的工作最为密切。亨利·C.惠特塞中尉是使团中第一个空地救援组的代表。在他中了日军的埋伏牺牲后，阿诺德·达迪安少校继任。空地救援组认为它的主要职责就是让中国人明白，发现的工作是中国人的责任，而美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惠特塞和他的那些继任者们希望在中共控制地区找到逃生和 避难的可能性，并把这些信息告知航空军团，这样飞行员们就会知道，如果他们的飞机在中共地区坠落，他们可以去往何处。空地救援组告诉共产党，他们需要交换大量信息，并需要进行一些变革，这些变革来自于逃生的飞行员们的建议。他们建议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建立一个中国空地救援委员会，由各个中共控制地区派出一个代表组成。叶同意了，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在一次筹备会议中，每一成员都画出了一幅地图，标注他的区域内的“安全”和“不安全”的地区。之后每个成员与惠特塞就其所在地区进行了详细讨论。惠特塞发现这些人对他们所代表的地区充满热情，并了如指掌。他认为这些人对逃生行动非常有帮助。

　　惠特塞在重庆与他的指挥官进行交流时，强调这一委员会对于逃生和避难的重要性。他说尽管延安与所有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都有无线电联系，但这一系统并不见得运行顺畅。他还就此列举了事例。他认为延安的委员会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使所有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地区 “处于警备状态”。它还可以发展在每一地区扩展安全地带的计划。惠特塞预测，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人将会通过委员会交换失事飞行员的信息和对新建议进行评估。而且至少在他们找 到更直接的转移方式前，所有的撤离者可以途经延安，接受查问。他希望扩展空地救援组的行动。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目的，惠特塞与彼得金、卢登、多姆克、希契和格雷斯一起前往 晋察冀军区。他们于1944年10月6日离开了延安。

　　J.P.巴格里奥（J.P. Baglio）中尉的事例说明了共产党的救助行动。1944年6月9日，巴格里奥在山西省太原市附近从飞机上跳伞。他走到正太铁路的北面，在那里碰到了共产党的军队，花了三个月时间从山西中部来到了阜平，最后来到了延安。

　　最开始，共产党护送巴格里奥来到了晋察冀军区的总部。然后在1944年7月16日，他们带他 去参观阜平的一个兵工厂。巴格里奥后来向包瑞德描述了这些，包瑞德认为它听上去与共产 党在延安的兵工厂在装备和生产能力上很相似。对于中共晋察冀军区总司令和政委聂荣臻 向包瑞德所做的关于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敌军力量和共产党政策的陈述，巴格里奥进行了 证实。这一确认更进一步增加了包瑞德和其他人对他们从共产党那里得到的情报的真实性的信任。

　　让巴格里奥吃惊的是，“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也对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盗窃行为和民兵组织很感兴趣。巴格里奥告诉他们，在他的旅途中，他没有听到过关于盗窃的事情，而且他也不认为在每个人都忙于战争和支持军队的时候会有盗窃行为。这一评论引起了使团的兴趣，因为在国 民党统治地区，盗窃盛行。约翰·谢伟思认为，即使共产党除了消灭盗窃行为之外一事无成 ，他们也一定是为中国普通大众做出了伟大贡献。

　　巴格里奥与共产党的最初接触是与民兵的接触。民兵共有200万人，他们是由自卫队组建的 支持共产党的常规军队。是民兵救了巴格里奥。他们的快速和效率深深打动了他。他们的情报工作也让他印象深刻，认为这是极了不起的。巴格里奥的观察特别有趣，因为他在山西 着陆前，对民兵一无所知。他是一个完全不带偏见的观察者。共产党人为巴格里奥做了所有的事，但不求任何回报，也未要求他补偿他们在寻找他时所付出的代价。这更让巴格里奥和 包瑞德感动。

　　巴格里奥的戏剧性获救吸引了那些满心希望在延安打听到故事的记者们。《时代》、《生活 》和 《纽约时报》的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了一篇关于巴格里奥的文章。爱泼斯坦在山西西 北部的共产党根据地遇到了巴格里奥。但前方指挥部的美军审查员毙掉了这篇文章，为的是 与他们在欧洲战场的政策保持一致，这一政策要求对于在“敌人占领区”的救助行动要保持 沉默。谢伟思和其他“迪克西使团”成员相信爱泼斯坦的描述在出于安全考虑下把巴格里奥 的名字和某些地名删掉后，可能应该被发表，因为它是好消息，有人道利益在内。它可以给 美国公众一个关于中国战争前线的真实情况的生动画面。关于中美合作的这一记述也可以抵 消公众获得的关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令人沮丧的消息。

　　惠特塞和他的八路军空地救援委员会经常忙于救援。1944年9月8日，一架航空军团的轰炸机 在河北东部坠落。中国共产党在日本重要战略地区的心脏地带河北昌黎附近找到了七名机组成员。包瑞德相信中国人有能力救助机组成员，因为他信任他们所声称的，是共产党， 而不是日本人控制河北东部。这七名飞行员被徒步带出来，路上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共产党电报在发送中出现了通讯错误，因此当这七个人真正走到安全地带时，他们的名字才被知晓。像巴格里奥的描述一样，这七个人所报告的也帮助证实了中共向使团的声明。

　　坠落的飞机通常都是被毁坏或是在执行轰炸任务时出现故障的轰炸机。他们中很多都是来自第二十轰炸大队。例如3363号飞机，在1944年12月7日从沈阳回程途中坠落。机组人员在下 午1点钟跳伞，降落在朗树园和石城镇(译音，译者注)之间的山里。潞城市附近的日本军队目睹了飞机开始向下坠落。第二天，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的日军和伪军，加上100个农民，来运送他们期待能从飞机残骸中找到的战利品。飞机坠落的地方离潞城很远，他们直到12月 9日才到达那里。当他们到达时，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15分钟前到达了。共产党从正面向他们进攻，逼他们撤退。当日军向后退时，他们遭遇民兵的进攻。当他们逃离时又遭埋伏，被打回了他们的出发地。

　　飞机的机组成员跳伞后，降落到了这个地区最崎岖陡峭的山里。当地人和所有附近一个制衣厂的工人都被动员到山里组成搜寻队。但因为有大风，积雪很深，路面都结了冰，他们当天只发现和救出了机组成员中的七位。当地人民在12月7日彻夜工作，为获救的人做衣服和鞋子。

　　当第三分区政府得知还有四人失踪时，它动员了区内26个村庄里的所有人。12月8日晚，中国人搜寻了这个地区，用火把点亮了整座山。这次搜寻找到了另外三个美国人，但直到第 三天才找到第四个人。他落在两座山峰之间，被挂在一棵树上。村子里指挥搜寻队的村长在 自己身上绑上绳子，降落到山的一侧，将那个美国人从树上解救出来。村长将美国人与他绑 在一起，由村民们把他们两人拉了上来。那个美国人在跳伞降落时腿受了伤，三天水米未进 ，而且一直受冻。他几乎不能移动，也不能走路，于是村长把他背在背上走了三英里多路。 他们翻山越岭找到一位医生，给他必要的紧急救护。

　　12月12日傍晚，11名机组成员在村子里团聚了。他们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由此开始 了重返友谊之乡的旅程。美国人在他们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受到真心诚意的欢迎，不论是来自共产党人还是普通民众。他们都把自己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招待美国人。每一个村子都有 列队欢迎美国人的民众，他们中有些人来自很远的地方。村民们把飞行员的口袋里装满花生 、柿子饼、核桃、瓜子和其他零食。一个小镇里的老农还在大雪天里在好几英里的地方为美国人找鸡蛋。出于安全原因，机组人员通常在半夜行进。但即使是在那个时间，他们经过的 村子里的村民还是会主动行动起来，为这些获救的飞行员准备食物、水和鸡肉。一次，当山中冰冻打滑的路让美国人无法抬着担架上的伤员前行时，有200多个农民跑过来帮忙。

　　飞行员在圣诞前夜到达了军分区总部。总部立即为他们举行了一场欢迎宴会，并为他们提供娱乐活动。两天后，飞行员们离开这里，前往八路军的军区总部。当这个幸运的飞行组的 机长乔治·瓦洛夫（George Varoff）在飞机失事地点附近修建了一条飞机跑道后，他被共 产党授予了特别荣誉，将那个机场命名为瓦洛夫机场。

　　当然，并不是每个美国人的经历都有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尾。1945年1月初，一架装载着汽油 的 飞机从昆明起飞，要飞往湖北的老河口。由于天气恶劣，机组成员失去了航向，于是他们开始低飞以期发现目的地。在湖南上空，他们遭到四架敌机的进攻，被迫降落。大火烧毁了飞机，一个机组人员丧生。国民党打伤了一个中尉的手臂，并强扭着他，夺走了他的枪。这些飞行员在被监禁十天后，被转交到当地王大坤（译音）的军队手上。叶将军在他关于这次事 故的报告中描述王大坤时说，他与一个逃到日本人一边的叛徒有联系。这个人有一次进攻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医院，并杀害了20多名伤员。根据叶所说，王的人经常活埋中共官员。在中共解救了美国人后，他们就面临被日本人发现和逮捕的危险。

　　1945年2月2日，第二十轰炸大队的A.J.汉姆比（A.J. Humby）上尉在完成一次照相侦察 任务的回程途中，经过朝鲜上空时发动机出现了故障。他进行顺流交距的努力失败了，螺旋桨开始自转。机组人员在飞机上销毁了所有分类的资料后跳伞。已经损坏的飞机坠毁并燃 烧。当他们落地时，他们遇到了可能是当地军队中身着便装的士兵，或是正规军队的士兵。士兵们把飞行员保护起来，并迅速找齐了机组成员。尽管附近所驻的日军派出了一个小分队来抓捕，但中国人很快击退了他们。

　　当地人为美国人提供了食物和住所，并给他们衣服以御寒和掩饰自己的身份。他们拒绝接受 钱，说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空地救援组后来发现，这样一个救助的旅程 通常需要两到四个月，飞行员需要带着手表、刀、随身的武器和一些琐物。因为在旅途中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各式各样的货币去进行支付。

　　战斗机驾驶员威尔斯（Wells）中尉在离北平50英里的地方降落，他也加入了徒步前行的汉姆比的飞行员们的队伍。他告诉他的同胞，他在落地后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农民，他抓住那个农民，让他看自己夹克里缝的美国国旗。那个农民把他带到一个游击队领导人那里，这位领导人安排他在走了四天后加入了汉姆比和其他人的队伍。他们在危险地带里大部分时 间都是夜间行军，因为日本人知道他们的大概位置。附近正在进行战争，他们看到一架日本侦察机。这队人马也遇到了身体不适的麻烦。脚踝受伤、雪盲、发烧和肠道疾病的折磨使 他们在阜平的时候试图安排用飞机进行药品的空投。九天后他们等到了药品，于是队伍继续 出发，那个脚踝受伤的人留下了，另一个人也留下来陪着他。“迪克西使团”的路易斯·琼斯中尉在4月中旬驱车来到离延安约157英里的米脂，将汉姆比飞行组中的九人接走。当时留在后面的两个人预计月底到达。

　　在空地救援组看来，这次事件表明，当美国人完全依靠中国人的通讯时，空投物资和对空军的救援就出现问题。这也意味着有效装载物资，将其运送至314英里以外需要80加仑汽油，而汽油在那个地区是稀缺品。

　　以上事例并不能代表“迪克西使团”在救助坠落飞机时的直接或间接努力。有时中国人和美国人共同参加飞机救援行动。例如，1945年4月，有三个人开着战车到米脂去救援一架坠毁 在附近的P—51飞机。彼得金写信对迪奇说，他可以使用几辆L—5，以便使工作更容易些。

　　共产党明白救助对于赢得战争的重要性。即使在与美国关系恶化的时候，他们也继续保持合作。共产党为救助行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945年底，他们告诉当时空地救援组在延安的代表詹姆斯·C.伊顿(James C. Eaton)中尉，为了救助80人，他们失去了500多人的生命 。

　　空地救援组知道，维持分站也给共产党加重了经济负担。八路军在日军后方的公路间和铁路 间适当的位置设立了“兵站”。每一兵站驻扎约25～100多名士兵。兵站通常建得像一个院子。一边是窑洞一样的屋子，每间屋子里有一个巨大而温暖的炕，士兵们就睡在每个炕的一头。屋子前方是一扇窗户和一扇门。牲畜放在一边，做饭的厨具、个人生活用品和储备的物 资就放在另一边。夜间行军的士兵或是政府工作人员也在兵站投宿和吃饭。

　　尽管空地救援组和中国人在救助坠落的飞机方面有共同利益，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顺利发展的。最经常的冲突就是空地救援组会告诉中国人如何进行救助活动，而中国人则会在 不能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救助时固执地拒绝美国人。彼得金认为共产党会不理会空地救援组，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行动，把坠落的飞行员带回来。在彼得金看来，一个驻在瓦洛夫机场 的美国人应该尽其所能与共产党进行所有必要的合作。中国人不喜欢别人指示营救失事飞行员的紧迫性。他们很快就告诉彼得金，他们甚至在听到空地救援组这个名字之前就开始救助失事飞行员了，即使救援组离开，他们也还会继续这样做。彼得金告诉伊顿不要再指挥中国人了。

　　空地救援组并不小看中国人的努力。事实上，他们不仅承认每次救助行动都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且他们还注意到，每位获救的飞行员都被塞得满是礼物。当中国士兵为保护和救助美国人或设备而战斗牺牲时，这些债几乎无法计算。空地救援组希望给共产党人提供医药，作为他们为受伤的美国人提供的医药救治的回报。这样做不仅可以补充已经用完的药品，也可以保证将来能提供更好的治疗。在伊顿与救援组指挥官的直接对话中，他提到，如果救援组能以此为根据提供药品和设备，中央政府应该没有理由拒绝。

　　空地救援组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救助行动归功于他们高度的组织性和他们在其控制区内的势力。但对于救助空军的行动来说，合适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和更好的设施是必要的。空地救援组也建议进行药品、食物、室内水暖设施的储备，并提出提供医疗援助的必要性。

　　事实上，共产党是能够获得药品的。1945年10月，为了救助中国一个托儿所的流行性白喉，战区总部将白喉血清空运往延安。中国人对这种人道主义的行为表示感谢，并尽力回报， 比如说他们给伊顿上校送去一套非常精美的木版画。

　　中国人有时会向美国人要一些传单或种子之类的东西。他们收集各种书籍、手表和钟、孩子们的玩具、各种维生素和特别的食物，如糖果、云南火腿、白兰地或威士忌，当然还有美 国香烟。“迪克西使团”也经常要求提供一些可以作为礼物的东西。给那些提供了重要帮助 的共产党重要官员和其他人的礼物必须是特别的，如以羊皮做衬里的皮大衣或是钢笔。有时 派克笔是特别礼物，因为中国人认为它是最好的，得到它的人都觉得面上有光。

　　作战部从不拒绝向空地救援组提供某些商品和礼物，让他们送给值得致谢的中国人。作战部也送去一些小型武器和弹药，送给提供情报的中国人。但救援组并不能获得所有他们想要的 东西。例如，战区总部就拒绝了救援组在1945年7月提出的将某些武器和弹药送给共产党中的个人的要求，其理由是它无权无偿给予这些装备。克雷顿·L.比塞尔（Clayton L. Biss el）将军对此解释说，在此之前的4月，空地救援组已经提议，“出于防卫的目的”和对帮 助美国人逃离日军、平安返回的感谢，“仅仅作为回报”给中国东部的游击队发放一些武器和弹药。他说，当时作战部认真考虑了是否要满足这一要求，但做出的决定是不授权发放这类装备的政策不能有例外。

　　彼得金对空地救援组及其当时在延安的代表伊顿感到恼火，他觉得伊顿粗鲁，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彼得金的恼火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军队里不同部门间的不和，即使是“迪克西使团 ”这样一个小单位也如此。甚至在战争结束后，魏德迈还提醒海军，气象站应该由两个部门合作，因为他们获得的气象信息对两个部门都是同样重要的，尽管海军部门并不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