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重庆的无线电联络是“迪克西使团”的生命线。开始，联络工作由信号联络官保罗·多姆克上尉负责，战略情报局提供了电台以及安东·雷米尼上士和瓦尔特·格雷斯中士两名 技术人员。保罗·多姆克上尉和安东·雷米尼上士在第一次飞到延安时带来了电台和发 电机。等到瓦尔特·格雷斯中士乘第二架飞机来延安时，保罗·多姆克上尉和安东·雷米尼已经在窑 洞后面的小山上选了一间土坯房作为工作场所。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台单缸的柴油发电机。安东·雷米尼是一位长期的业余无线电操作员，他认为设施非常原始，还说他家里有更好的 发电机。

　　他们制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与1000英里外的重庆建立定期的联络，通讯状况良好。起先因为没有足够精密的声音发射装置，使用的是摩尔斯密码，但后来安装上了专为战略情报局研制的轻便的无线电转接设备。

　　刚开始，全靠工作人员动手在现场做一切事情。执行据称是重要的使命却连发电机都没有提 供，安东·雷米尼觉得奇怪。他就用手头仅有的仪器教中国的游击队员如何操作手摇发电设备，美军提供的这种设备刚够训练用。他还发明了在敌后使用的电码。他认为他在使团的工作只是发挥自己的无线电操作经验，尤其是有时必须要他出去到野外操作或动手修理仪器。他在使团到达延安的第一天，也就是他第一次发报就向重庆报告使团人员安全到达的消息时，接收机就烧了，必须进行修理。

　　除了与重庆的日常联络和昆明的偶然联络外，设在延安的延安电台，代号为“延电（Yensig ）”也接到和转发美国海军工作人员从戈壁沙漠发来的数据。戈壁的海军是监测天气情况的 ，因为气流从西伯利亚流向关岛，所以安东·雷米尼常常定时在一个固定的频率接收海军的信息。

　　如果可能的话，电台人员准备搞清楚延安和莫斯科之间有没有无线电联络，但这项任务很艰巨，因为“迪克西使团”缺少合适的设备来分离这样的无线电信号，而且安东·雷米尼也知道中国可能已经秘密拥有了他看不见的设备。他不止一次扫描波段，想知道延安与莫斯科的 联系是否存在，但都徒劳无功，其实他知道共产党有别的装置。位于延安十英里外的地方就有一个电台，当他的发电机坏了时，要保持在每天上午8点定期联络，惟一的办法就是骑上 蒙古马到十英里外去使用它了。

　　雷米尼为敌后人员准备的特别密码是机器编码，在联系的时候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里用于简单和复杂的发报。通常，来自战场的加密消息被转发给重庆的中转站，由战区司令部来破译密码。获取的有关敌军战斗序列的加密情报也这样处理，但特意以加密状态送达战略情报局个别成员的情报由接收者自行解密。

　　延安电台与敌后人员和重庆的通讯部队都保持着无线电联络。雷米尼很快就了解到真正的“ 热门货”不通过无线电，而是经常来往延安的访问者用信或书面报告带回重庆，因为延安与重庆之间没有定期的信使业务，大多数电报是如谁将在周末到达的例行公事的消息。因为远在旧金山市也可以收到延安的无线电波，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明智的做法是不用无线电传 递真正重要的消息。

　　据通讯兵团的指挥官说，刚开始，安全意识不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入发报台阅读正在发射的消息。不过在杰克·克莱恩于1945年初加入使团后就开始采取严格的措施。杰克·克莱恩建立了一个修理部来维护使团的无线电设备，他还建议彼得金上校设立了一个S形迷宫式入口。发射机的位置使外面的人看不到密码。电台用七千兆赫兹，约40米 波长发射，而且收发的任何东西都要编码。杰克·克莱恩对林迈可、迪米特里·叶拉济奇和一些接近电台的中国人心存疑虑。他觉得太多不相干的人泡在电台聊天，可能会猎取情报。

　　前面提到的在延安的两个无线电发射台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美国通讯部队使用一种电台而美空军使用另一种较之先进的电台。它本是用来发射气象报告的，有时候它在通讯部队的电台不工作时工作。不过，即使延安长达24小时无法使用发报机，(美国)航路与航空通讯联络处也不允许杰克·克莱恩或那些有类似职责的人使用(美国)航路与航空通讯联络处的无线电设备。卢登遵守这个做法，并命令通讯部队的设备只用于情报用途，而(美国)航路与航空通讯联络处只发送天气消息。所以通讯部队的人不停地修补他们的旧机器，而(美国)航路与航 空通讯联络处的机器则在四分之三的时间里闲置。

　　“迪克西使团”对共产党的电台运作也感兴趣。因为共产党需要经常挪动机器，所以他们制造了小型轻便高效的设备。在使团到达后不久，包瑞德向指挥官提交报告说，红军的每个团或相关单位都通过无线电与下属分部保持联系，分部之间通过电话/无线电与军区保持联系，这样所有军区都与延安保持联系了。

　　林迈可就八路军的通讯系统起草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他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遍及从西边的甘肃到东边的山东，从长江以南到察哈尔和东北的广大地域。据他观察，只是在黄河以西包括延安的地区没有受到日本攻击的危险。黄河的东边有13个分散的根据地，最大的根据地又分成小的根据地。这些主要的根据地内有82个控制地方军队和游击队的军分区。林迈可 把这些地区分为四类地区：（1）稳固的根据地，大部分在日本侵略者不能用大部队攻击的山区；（2）半稳固的根据地，有健全的中国组织，因为面积小又缺少天然屏障，所以能给日本侵略者以突然袭击；（3）游击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经常在有大量日本堡垒和兵营的据点地区活动，它们被公路和碉堡地壕等割断；（4）日本控制区，大部分在铁道沿线，那里共产党的军队渗透进去进行偷袭或伪装活动。

　　林迈可说，在上述所有地区里，无线电设备都要简便易携。在稳固的根据地，电台可以待在一个地方六个月或更多的时间，但当日本进行扫荡的年份里一般待三个月左右。在此期间，因为电台的人常常要在夜里翻山越岭，所以要背着全部的设备。笨重的设备只能在没有战事的时期使用，但必须在可能受到日本进攻威胁时安全地掩埋，所以每年有好几个月不能发报。

　　在半稳固的根据地里，电台必须做好搬动的准备，有时候只有10～20分钟的时间。在游击区，设备必须既能携带又要小巧，这样携带可以不引人注意。电台常常在有日本驻兵的村庄里发报。

　　不管电台在什么地方，电台要能经常与1000英里以外的延安保持定期的联系。即使是与100英里外的地区司令保持联系的小部队也要这样做。机器的可靠性是必要的，因为设备不能由 发报员来维护，它们被送去修理要跨过几条日本的封锁线。

　　为避免被日本侦测和干扰，中国共产党经常改变频率，因此，一般不能使用晶体管发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1944年8月共有657个电台，其中322个从手摇发电机获得电力，位于陕甘宁的19个使用交流电，其余的使用电池。

　　中国共产党的电台设备很少是新的。1944年以前，他们还没有开始生产小型手摇发电机，而且在使团到达时也很少。尽管三类30管的接收设备没有选择功能，但林迈可发现发报设备都不错。没有选择功能是前线耗电量小的电台的一个缺陷。振荡探测器也产生一些辐射，接收器寻找信号也使附近的电台很容易被发现。缺少电池限制了电台的使用。因为延安只能 制造少量的干电池，所以电池必须从外面带进去。湿电池用来打电话，也用小蓄电池来制造 “B”类电池，但都不易携带，只能在稳固根据地的非战斗时期使用。

　　因为只有最好的发报员才能不用查看电码本里的大多数汉字代码而接收或发送标准的中文电码，所以林迈可还推荐将无线电话作为加快联系的一种办法。尽管只能在稳固根据地才能建 立电话网，他认为大多数八路军的活动地区提供了使用高频设备的地理条件。在有的地方，比如平汉路沿线，中国共产党控制了西边的山区，利用可视标志进行联系就有了可能。这样 会需要一些小型的设备，不需要分体的天线，日本人也难以截听，这样做需要大量的监测站。

　　包瑞德将自己的想法和林迈可的报告发给重庆的战区总部军事情报局长约瑟夫·迪奇，迪奇的记录反映了包瑞德的想法，假如向共产党提供帮助的话，即考虑该项建议所要求的信号设 备将节省时间。他重视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收集情报活动给予适当的帮助，这不是帮助中国共产党而是帮助美国军队获得情报和天气信息，会促进空军地勤部队的工作。迪奇上校将林迈可的报告转交给史迪威将军，并加上自己的话：“从一开始就很明显，从中国共产党获得信 息和帮助将取决于他们的发报机、电话和电报网的速度和效率，而这种奇迹的出现就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缺少设备！”

　　就在迪奇上校发出这个备忘录的时候，除了上面提到的依靠手动发电机的无线电活动外，中国共产党一直使用下面的设备：使用交流电的19套（全部在延安）；316个使用电池；其他5 00多个使用电池的设备因为缺少电池而不能用，按照林迈可的估计，用100吨的物资就可以 将整个通讯网络进行改造。

　　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些要比他们的无线电更落后的原始通讯技术。它们包括：骑骡马、自行车的信使，军事驿站和秘密信使等。团以下的单位以徒步、骑马或自行车方式送信，尤其在平原地区。军队的驿站由军队和政府共同管理，并且是根据地内日常通讯的重要补充。秘密信使得益于与当地人民的良好关系，他们是一个根据地内或根据地之间通讯联络的重要补充。

　　美国人觉得可以通过常设电台的安排来改善秘密信使业务，现存状况是不规律和缓慢的，而且秘密信使只有在信息足够时才出发成行。只有当一个特殊团体从一个根据地前往另外一个根据地时常常带来讯息。这样，重要的文件会被延误数月，才到达延安的中央总部。

　　中国共产党有时候使用旗或信号弹来表示部队的位置，并用它们来表示前部和后部。在前面，他们会把旗放在一个长杆的顶部，像烟雾一样，这在白天非常有用。在晚上，他们使用自然光和火把来表示连队的位置和行进。地面部队用信号板向美国飞机来表示各种目标的位置 或特殊的敌人部队，因为没有空军支援。

　　中国人还通过喊叫或吹号来保持联系。站在山顶的人彼此喊话来传递信息，这样传递消息速 度很快。稳固根据地常年使用号，但在半稳固的根据地，号只在敌人不扫荡的平静时期使用。号在山区比平原更有效，因为在平原敌人的巡逻队很容易听到号声。在城镇或乡村，居民使用古老的钟进行空袭警报或预告敌人飞机的临近。在军队，号弥补了这个办法。

　　当地人民常常使用人工电话。两棵小树或两根中等高度的杆分开六到八英尺放在小山、山峰或桥头上，上面绑着红旗或白旗、一把麦草、农民穿的衣服等作为标志物。如果使用树木，树冠部以外的全部树枝都要砍掉，这样留下来的树冠可以从山谷里的几英里外看到。一个或两个年老、年轻或女性村民守在山顶或桥头，他们向山谷里的人发出双方都明白的警告。

　　旗杆和直立的树表示没有危险。假如敌人离开据点向山谷方向前进，放哨的人会降低其中一个旗杆或树上的标志物，表示敌人可能要去的中心地区并告诉人们准备离去。该信号同样也 告诉民兵准备埋地雷或预告敌人要进犯的地区。把旗杆或树上的标志物，降到底表示敌人马上就要来了，村民必须向山上疏散，民兵要守住位置并埋地雷和进行其他防御活动。这些信 号也常放在有利的位置，既可以使山谷周围的人们立即看到信号，同时也能将信息迅速从这 个山谷传到另外一个山谷。

　　与这样的视觉方式相关的是挂在树或木架上的庙钟或一段铁轨。它们都被放在视觉信号附近，但常在靠近村庄或农场的山脚处。通过敲打，岗哨让人们注意山顶的视觉信号。当敌人靠近时，声音越急，直到每个人都离去。放哨的人一般是民兵或自卫队的人。

　　第三种信号主要在夜晚使用，有时没有视觉信号或声音方式可以使用时也在白天使用。主要是一个手榴弹，当敌人靠近时或其他确定的敌人马上就要靠近的时候，哨兵就扔出它。这个 信号告诉人们不要携带任何东西马上离开。一天晚上，彼得金一行人从观察位置穿过铁路去 往上游河边的一个村庄。一个哨兵扔出一个手榴弹警告睡着的村民，因为他把军事观察组 的成员当成敌人了。

　　中国共产党不像日本人那样使用狗或信鸽。他们曾经抓住了许多敌人的狗或信鸽，但因为缺少使用经验和要进行高度机动的战争，所以从没有使用过鸟和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