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伊万·伊顿上校指挥“迪克西使团”的所有来往通讯。在赫尔利前往延安前，他就告诉赫尔利，共产党认为被邀请去重庆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人民和美国政府需要他们。中国共产党认为，联合政府里的地位能让他们控制中国。还有伊万·伊顿上校觉得也可能达成暂时的 过渡性安排，这样中国可以松散地在政府力量、中共力量和地方军阀之间按地区划分，并在 中央行政管理下进行合作。

　　赫尔利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延安，只待了一天。各方都表达了私人的友谊。当他于8月28日飞回重庆时，毛泽东与他在一起。在整个8月的其他时间里，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一直在进行，到9月，谈判进行的方式要比过去更加友好。调解的赫尔利还坚决相信，双方最终会看到达成妥协的需要。他认为是自己的功劳让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他说，“我们能够保持对两个政党领袖的尊敬和信心，这一点让人满意”。

　　9月22日，赫尔利因为紧急原因而返回美国听取训令。他向国务院报告称，随着会议的进行，中国的两个政党似乎在和解，但关于内战的谣言正在减少。盼着赫尔利回来支持他，蒋介石请求杜鲁门(Truman)总统让大使回国。10月20日，杜鲁门总统说，他会这样做的，因为他相信赫尔利将军的判断和能力。

　　不过，赫尔利却不愿意回来。11月6日，他交给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Byrnes)一份详尽的辞职信。杜鲁门劝说赫尔利，但赫尔利在27日告诉报界，与他一起工作的外交部的人一直在暗中破坏美国的政策。总统认为他的话是对他政府的攻击而批准他辞职。尽管总统几乎马上就委派乔治·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而在1946年7月11日前，没有人代替赫尔利的职务，直到司徒雷登就任。

　　即使在他辞职后，赫尔利仍旧向人们解释是什么出了错误。他说他愿意出席任何公众听证会和在美国国会对美国在华政策作证。由于新闻界的关注，他广泛散布美国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将部分原因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归咎于“迪克西使团”和那些支持使团的人。观察组告诉 他的事情都是他不愿意听的，而他认为可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解决的。他们预测了内战的爆发而他觉得内战可以避免，他们预见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将继续增长而他却认为不是如此。赫尔利对待人就像军队里军官对下属的态度。他最大的错误也许是不依靠他的顾问。不管如何，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既忽视了他的建议也忽视了持有独到见解的“迪克西使团 ”成员的建议。

　　就像上面提到的，“迪克西使团”最初是史迪威把中国所有军队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置于他领导下的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愿意与这个计划合作。1944年9月13日，中共在重庆的两位代表与史迪威见面，史迪威想提供武器给中共以促进他们的参与。“迪克西使团 ”就是为了更紧密的合作而建立的。

　　尽管那时不是每个人都注意到，随着史迪威的召回，“迪克西使团”的地位下降了，就像与鼓励使团建立的史迪威有个人关系一样。在史迪威召回的时候，他还觉得他就要指挥全中国的军队了，他正一直盘算着要访问延安。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被他形容为“国际大活宝”，甚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向他邀请后也没有这个打算。魏德迈曾经说过，赫尔利已经对 他说不要去，因为赫尔利觉得司令将军的到来将使他的努力打折扣。魏德迈指出，赫尔利和 自己的父亲有外形上的相似之处。

　　魏德迈还在回顾里说，这个俄克拉何马人在中国不是代表美国最好的人选。总的说来，虽然魏德迈与赫尔利关系亲密，但大使很少对这位战区指挥官推心置腹。两个人交谈时，赫尔利 表现乐观，常常与魏德迈将军分享撮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经验。赫尔利从不寻求魏德迈将军 的帮助，而魏德迈将军对此觉得非常奇怪，因为赫尔利对中国或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而魏 德迈将军自认为是马克思问题的专家。当他们在谈判期间待在毛的房子里时，魏德迈将军觉 得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就马克思主义谈得很投机。

　　可能的原因是，夸夸其谈的政治野心家赫尔利不愿意与魏德迈将军分享公众的注意力，他嫉妒魏德迈将军。不过，魏德迈将军认为，他必须屈尊而迎合大使，例如，给大使使用战区指 挥官的前面有美国国旗的凯迪拉克车，直到大使自己的轿车到达，因为大使喜欢坐豪华的车。

　　赫尔利在自己的辞职信里提到，美国在中国的目标和外交关系的进行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他说，美国因为大西洋宪章和民主的原则而参加战争，结果却促进了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转变的原因在于那些职业外交家的责任，他们曾经建议中国共产党说，他（赫尔利）的任务是避免国民政府的崩溃，而这并不反映美国的政策。这些人告诉中国共产党，除非由他们 来控制，否则他们应该拒绝让自己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联合。

　　戴维斯是四个隶属“迪克西使团”的外交人员里第一个让赫尔利生气的人。1944年12月19日，受到宋子文影响的赫尔利告诉戴维斯，要他调往莫斯科。戴维斯被安排调动，但三天后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赫尔利说，戴维斯在延安暗中对谈判搞破坏。戴维斯认为，赫尔利脑子发昏而引发的大混乱使他失去了冷静。在圣诞节的晚会上，赫尔利似乎极力弥合裂缝。但在1月9日，当戴维斯在前往重庆机场的路上向他和魏德迈问好时，赫尔利对戴维斯的 一些话极为生气，结果另外一场争吵开始了。在交锋中，赫尔利说戴维斯是共产党。多年后，魏德迈对大使的真实想法表示怀疑。魏德迈自己觉得戴维斯、卢登、谢伟思和埃默森体 现了“史迪威精神”，他们写的报告与其说是亲共不如说是反国民党，他们年轻，有奉献精神，也许对自己所见到的过于热情。戴维斯请求大使不要毁了他的职业生涯。而赫尔利叫嚷 着，他要把他踢出国务院。

　　魏德迈阻止了戴维斯的被解职。但有些时候，外交官员对自己在敌后的见闻所表现的热情引发了与赫尔利的冲突，这导致的麻烦是不会消散的。例如，1945年2月，卢登乘飞 机回重庆见魏德迈。凑巧的是，他和周恩来坐的是同一架飞机，周恩来是去看赫尔利的。莫里斯·德·帕斯（Morris De.Pass）是在包瑞德走后、彼得金到任前的“迪克西使团”指挥官，他也在飞机上。德·帕斯告诉卢登，他是多么崇拜赫尔利，并对卢登说，你会发现赫尔利是一位鼓舞人的领导。

　　在重庆，卢登与魏德迈单独交谈。他说了他同彼得金和其他使团成员在日本战线后方行走1200英里中的感受。他非常兴奋地描绘了日本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战斗。 战斗中，中共英勇战斗，抓获了许多日本俘虏。卢登说，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武器和装备，这样我们就能利用他们的努力了。后来，卢登就自己在延安和敌后的经历给赫尔利举行了 一个简短的报告会。迈尔斯上将也参加了汇报。

　　卢登的观察引起了魏德迈极大的兴趣，他在整个谈话过程里没有表露出反共情绪。但卢登敦促他亲自去延安看看中共正在干的事情时，这位指挥官也没有表现出敌意。当魏德迈听取汇报时，魏德迈的参谋长罗伯特·莫克莱尔将军也对卢登的评论感兴趣。尽管他想利用外交官们的专长，尤其是要他们帮助确定共产党领导人的特点和他们的武装力量的能量，但将军相信他比卢登或其他外交官更懂得战术。他没有以卢登所期待的热情来接受卢登的建议。

　　事实上，在他们开会的时候，魏德迈正准备返回华盛顿去讨论对华总政策。他让卢登也一起同行，并享有优先权，这样他可以随时接受咨询。卢登完全明白，一旦到达华盛顿，由于魏“承受不了压力”，魏德迈会放他和埃默森回国务院。

　　在魏德迈离开重庆前，卢登和谢伟思给卢登的观察记录写了一份总结。该总结言简意赅地说明，国民党对打败日本没有多大兴趣，却对维持自身的权力有更多的兴趣，政治上的分裂造 成中国军事上的失败。美国最安全和最明智的行动途径是靠它们准备抗击敌人的决心，而不 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各方团体和势力。

　　几天后，在赫尔利离开期间负责大使馆工作的乔治·艾奇逊(George Atcheson)决定给国务院一份比赫尔利在使馆时关于中国的更加真实的情况报告。他和大使馆人员一起发电报建议 ，请罗斯福总统告诉委员长，军事需要要求给共产党和其他抗日组织提供给养和合作。电报说， 这样做是个好主意，不但可以赢得战争，而且可以让共产党站在我们这边，而不会在苏联参 战时将他们推入苏联的怀抱。

　　当赫尔利获悉电报的内容时，他的脸都气青了。作为大使，他努力通过审查他们的东西而使得他的下属都听话。在阿瑟·林沃特（Arthur Ringwalt）给他看这份言辞尖锐的已发电报后，他即在林沃特的电报上画了一把手枪，他说：“我知道是谁起草了那份电报，是谢伟思！我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惩罚这个狗娘养的！”

　　当他被法官和审问者“要求在国务院里同一群亲共分子一道回答关于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如何捍卫美国在中国的政策”的问题时，赫尔利就更生气了。他相信，他的人都“与他作对” ，就等着他离开重庆才发电报，而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干的。为了报复，他使艾奇逊调到另外的岗位，让谢伟思从魏德迈的手下变成大使馆的手下和返回国务院。该行为表明罗 斯福支持他的大使对抗国务院。

　　而在延安，共产党注意到召回了戴维斯，戴维斯不知疲倦地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工作。他们认为，来自蒋介石政府的压力已经排挤了这四个国务院的人。实际上，赫尔利及其手下都错误地以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可以妥协。

　　当赫尔利知道就在他不在中国期间，魏德迈的酒友和牌友罗伯特·莫克莱尔与他的好朋友包瑞德向中共表示，美国的直接援助可能就要有了时，赫尔利对“迪克西使团”及其目的的态度更加消极了。赫尔利生气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没有通知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立场与那些外交人员的立场是相似的，他们抱怨他拒绝告诉他们有关他与中共谈判的情况。尽管魏 德迈同意可以这样做，但大使也没有冲过去与魏德迈分享或咨询。

　　事实上，赫尔利不高兴所有去过延安的人。假如观察组组建时他在位，他肯定不会同意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然而在莫克莱 尔和包瑞德失败后他也没有建议或要求解散使团。但在延安见识过他粗犷的西部风格的人向 魏德迈汇报说，共产党认为他是个小丑。当多姆克听到他讲重庆话时，他给彼得金写信说， 这个小白胡子就像美国国内竞选公职的某人一样乏味。

　　当卢登去阜平回来后去见赫尔利时，赫尔利做的惟一的事情就是问他为什么被第一批派往延安。卢登给大使带去了一个从延安带回来的精美的马刀，但他对大使缺乏兴趣是如此的失望，他让艾奇逊转交给赫尔利大使。卢登觉得许多在重庆政府里供职的有风韵的妇女都对赫尔 利着了迷。

　　在谢伟思看来，赫尔利爱信口雌黄。他在延安待了三个月后返回重庆，与赫尔利待了一个半小时。在大部分时间里，大使告诉谢伟思他与总统的谈话和人们是如何说他亲华和反史迪威 。实际上，他说，他明白史迪威的难处，并认为他不是完成该工作的合适人选。赫尔利说 他肯定要为共产党争取武器。“先生，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得到武器，而且他们也会得到武器。我知道也要学会对付他们，我知道，人们总是告诉我，而他们不知道我有很多经验，他们认为我是个小孩！” 谢伟思想告诉他，中国共产党非常顽强，而且 坚持他们的主张，但赫尔利不是一个喜欢问为什么的人。

　　因为谢伟思的延安报告，他注定要在一些时间里成为赫尔利泄愤的特别目标。甚至包瑞德都警告他：“你自视很高，当成了哈曼，小伙子！” 谢伟思回答说：“戴维，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们就直说吧。我只是把我认为的真相说出来而已！”

　　1945年12月，当赫尔利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他辞职的原因作证时，他说艾奇逊和谢伟思都暗中破坏他统一中国的努力。他不能控制谢伟思，因为“他说他在史迪威将军手下工作”。赫尔利作证说，谢伟思1944年10月曾建议让国民政府垮台。而且他还说，“在战争期间 ，帝国主义列强是德国和日本。今天帝国主义是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苏 联报纸《真理报》（Pravda）在报道这次听证会时，将赫尔利贴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喉舌”的标签。

　　赫尔利错误地认为，一旦他让球滚动起来，就可以让双方走到一起。当他看到生活在延安的共产党与生活在重庆宫殿里的蒋介石的差别时，他可能已深信国民党人更好，因为他们同他 更相似。

　　赫尔利常说“我们在中国的政策”，有时候也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说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另一方面他宣称，美国必须支持国民政府。他的不一致弄得埃默森把他看成一个机会主义者，他随风倒。作为一个消息不灵通的人，他“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看成像共 和党和民主党那样，它们能够为同一个政府服务”。赫尔利说，“我能对付这些家伙，他们就像墨西哥人，因为我能对付墨西哥人”！

　　当1944年11月赫尔利到达延安时，多尔在场，他觉得丑陋的美国人的传闻就是从赫尔利开始的。就在赫尔利到达延安后，一个小型的茶话会在离机场不远的一个小房子里进行。赫尔利站在 六七个人中间，转向周恩来说：“喂，你在这儿是干什么的？”

　　不是所有“迪克西使团”的人都对赫尔利没有好感。高林的升职就与赫尔利有关。他离开使团而变成了赫尔利的随员。高林觉得他能给予大使缩短战争的信息。他还相信，往往源于赫尔利的错误实际上应归咎于罗斯福总统。总之，罗斯福总统挑选了一位对中国完全不了解，只关心自己形象和前途而不关心外交本身的人。赫尔利的战争叫嚣遭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回敬。后来离开的有些人指出高林也是个机会主义者。通过拍摄大量包括他自己的照片，他最初引起了赫尔利的注意。照片使他能够有机会陪同赫尔利坐私人飞机飞回美国 去过圣诞节。

　　赫尔利对“个人外交”的信仰使他在处理中国存在的微妙复杂的情况时进行拙劣的选择。“当我想我能冒险告诉委员长一桩脏笑话时，我就知道我的能力了”这反映了他的风格。他 的战争叫嚣让中国共产党将他看做一个小丑，而这一印象又因为他称蒋为“Shek先生”、称 毛泽东为“Moose Dung”而加强了。为此，战略情报局给他的代号为“信天翁”。

　　赫尔利的傲慢可能掩盖了一种虐待心态。他告诉为作战情报处工作的曾经在使团工作过一段时间的麦克拉肯·费舍尔（MacCracken Fisher），“麦克，你是这个机构里惟一没有啐过我的人”！他多变的个性使在中国的美国军官瞧不起他。使馆人员叫他“胖上校！”，并说 他是“粗鲁的傻瓜”，是一个“笨蛋”和“一个想成为伟人的草包”。他的人将他看做“50 %或大于50%的公牛”。他们和中国人称他为“吹牛大王”或“纸老虎”。

　　假如没有这些，赫尔利是一个政治上有抱负、脾气暴躁、自相矛盾的自大狂，许多使团的人都领教过他的脾气。他的不安全感让他扼杀异议，冲动地责骂对自己的批评。然而尽管他是一个浅薄的人，但他不傻。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对中国的无知没有产生任何害处。当那些更为世故的人如高思变得怀疑和消极时，他仍旧充满希望。也许没有人能解决史迪威和蒋介 石之间的矛盾或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一个简短的“蜜月”后，毛泽东就决定不信任他了。

　　有的历史学家把赫尔利叫做一个装模作样的傻瓜，一个演起来像大人物的无能者，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权威，因此挤占了官方的决策。他懦弱、自大，对中国一无所知，而且对上司撒谎 ，至少他给上司讲他们爱听的。但是，他和他之前的其他总统使者劳切林·加利、温德尔·威尔基和华莱士都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而史迪威和他的支持者，包括那些与“迪克西使团”有关的人不是主流。

　　当“迪克西使团”前往延安时，中国共产党是乐观的。不过，当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这种积极的态度逐渐变成了失望和愤怒。赫尔利使命的失败适逢中国共产党重新评价他们需要什么来达到目标和是否需要“迪克西”的援助之时。在某种意义上，尽管没有达到和谐，但就延缓不可避免的内战来说，赫尔利和“迪克西使团”的作用还是有效的。面对美国谈判者，延安和重庆都暂时被迫进行谈判。这种不情愿的宽缓期有助于维持中国战线直到 盟军在太平洋取得胜利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