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赫尔利在中国的任务就是要把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起初他是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开始他的任务的，但谈判破裂后，他就公开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了。为了应对他态度的转变，共产党改变了与美国打交道的方法。从1944年12月中旬到1945年1月上旬，他们试图绕过赫尔利和蒋介石，并和他们认为比较友善的美国人直接合作。但在这期间，很多美国支持与延安合作的人丧失了影响力，于是共产党就开始寻求与华盛顿的直接接触。他们也表示了对来自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军事援助的兴趣，并且倚重“迪克西使团”或战区总部。共产党显然始终相信美国迟早都会认识到他们对抗战的贡献。但除了做出一些调和的姿态，美国的政策一直都只着力于削弱共产党的权力，他们通过与苏联合作或支持国民党来达成这一目的。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945年6月。

　　在延安，1944年12月初的一个午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马海德秘密会见了“迪克西使团”的海军中尉赫伯特·希契。中共方面要求他亲自给华盛顿的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 Ernest J. King)送一封信。

　　希契的回答是：“好啊，主席先生，但在这儿的我可不是海军的首领。我在重庆还有上司，而且我的上司还有上司，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在美国的海军和军界渠道。我的上司从魏德迈将军那里得到许可后我才能这样做。”

　　毛泽东误认为希契这样说是因为他不想做这件事，但其实他很乐意带这封信，他认为他了解这封信的内容。他说，“说真的，这件事对于你们来说很重要，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中国方面说他们理解他目前的处境，但还是 强调他一定要对“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保密，对包瑞德也要保密。

　　约翰·戴维斯是希契认为值得信任的人，此时他恰好在延安。希契去找他请示，“约翰，我有些事情必须要告诉你，你别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包括包瑞德上校也不能告诉。我本可以劝杰瑞尔(Jarrell)上尉来做这件事的，但我不认识魏德迈将军，因为在我到延安之后他才到中国，所以，我需要你帮助与他联系”。

　　戴维斯回答说他准备回到重庆，他们可以一起乘飞机去。希契就去找包瑞德请假去重庆，说他有事要和上级军官谈谈，包瑞德批准了。希契拿着共产党人的信件，登上了飞离延安的下一趟班机。他一飞抵重庆就与杰瑞尔取得了联系，告诉了他共产党人的意图。杰瑞尔上尉同意引见。希契于是和约翰·戴维斯取得联系，他们一起拜见魏德迈。三人长谈了大约三小时。

　　这时，为报复盟军对他们海岸船只的袭击，日本人准备向中国纵深进攻。魏德迈将军为此十分担心，并在商议一条从重庆经中国北部或西藏撤离的路线，以防日本会在攻取重庆的过程中占领他的总部。希契在和本书作者谈及此事时，推测当时魏德迈由于对这方面问题的担心，他个人会特别容易同意传达毛泽东的信件。

　　魏德迈用摩尔斯码写了一封介绍信说，尽管他本人并不了解希契，但约翰·戴维斯对他的评价不错。他问希契要何时离开，希契说他还得回延安告诉毛泽东，他已经得到了传递他信件的许可。魏德迈说：“好，我会尽最大可能给你便利条件，希望你能把这封信尽快带到那儿 。”

　　希契离开重庆前，给杰瑞尔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详细描述了他对延安共产党的印象。也就是他在日军战线的后方观察到的这一地区的军情、共产党的武器状况和内部交流合作情况，还有他们是如何对待战俘的以及他们聪明才智的潜力。他是以这样的评价结束报告的：

　　《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表述了一段慎重的观察，“这些人都是毫不设防的坦率并且直言不讳”。这无疑是真的，可能也是为什么他们每次总能给凡是有机会了解他们的人以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他们坚强如铁和直面现实也是真的，只不过并不明显。那些在占领区的人慢慢地深信不疑地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他们不怕物质生活的艰苦，并非全盘接受共产党的教条，但他们至少是希望再次成为自由的人，希望从日本人的控制和腐败的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将来仍会是中国国内政治架构的潜在重要要素之一，因为他们的自力更生、他们的无畏精神，还因为他们倡导的运动等种种原因吸引了众多来 自华北和华中地区的人们。

　　即使是最苛刻的批评也不能否认那些从“万里长征”走过来的人的组织能力，也不能否认共产党领导和党员的严明纪律。或许由于诸种原因，以后这不再真实，但今天我们可以利用他们解救数以百计的美国人的性命。未来的美中关系也许取决于目前美国政府与他们打交道时所采取的路线，或许会因为没有将他们考虑在内而受影响。

　　希契用了十来天才写完了他的报告。完成后，魏德迈将军派飞机送他到延安。希契穿着他的制服上路，他认为这是合适的告别装扮。毛泽东给了他两封信，一封是英文的，另一封是中文的。“你留着英文的这一封，”这位中国领导人说，“把中文的这一封带去让他们翻译。”希契又回重庆，整理了他的衣服，跟几个朋友通了电话就踏上了归国之路，他希望个把月后能带着海军部的回话返回。

　　1944年12月23日，他抵达华盛顿。他向海军部长詹姆斯·佛列斯特尔(James Forrestal )汇报了整整一个下午，并在12月29日会见了国务院的约翰·卡特·文森特。他们两个人都看了这封来自毛泽东的信，还复制了这封信，让相关的人士传阅。

　　希契告诉文森特，他认为可以肯定共产党的军队是可以被有效利用的，如果满足他们两个条件的话：(1)他们需要有爆破装置和日本的军火，因为共产党军队现在使用的几乎全部都是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小型武器。(2)他们还需要一种持续的道义支持，也就是肯定他们在击败日本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解释说，如果共产党军队得到来自美国的持续支持的承诺，他们会守信地加强对日军行动的力度。如果没有相应的军事优势，那么零星的袭击会遭 致对百姓的恐怖报复。共产党极缺军火，他们希望可以得到足够的支持，来控制他们所攻击 的日本交通线沿线的战略要地。

　　希契还提到共产党可能协助美国从华北到上海的海岸线任意地登陆。同时他提醒如果没有及时供给共产党军队弹药和其他军事设备，那么他们对内陆防线的维持不可能超过两天。他告诉文森特，他在延安的经历使他确信无疑，中国的农民是全心全意支持共产党的，共产党也是诚心诚意急于和重庆合作的，只要加强他们在中国的实力，而且与俄共相比，中共和美 国更为齐心。他又补充道，共产党着力宣传的“民主”并没有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但他们受欢迎的程度和他们相对进步的管理方式是不会有错的。

　　1月6日希契受到联席参谋长的接见，他们正式邀请他列席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与二三十位与会人员交谈了近25分钟。希契希望参加这个会议，因为他知道中美合作所的海军上将迈尔斯迟早会知道他此次华盛顿之行的目的(见第七章)。

　　希契的开场白是告诉他的听众他是如何接受这个任务的。接着他谈了中国的局势：

　　中国现在分别由几股不同的力量控制。日本人控制所有的长江以北及以南部分地区的内陆交通线。中国共产党隐蔽在陕西省延安的山洞里，这些地方日本人不容易攻击。这些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的外围有大概一半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他们被部署在那儿防止共产党逃跑或南下与中国其他地区取得联系。

　　某日，我的上级官员杰瑞尔上尉接替了我，我被批准参加一个美国总统派遣的小组去了延安 (当我说到此事时他们从座位上略微欠起身来，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美国总统已经派遣了“迪克西使团”)。我们原定在那里停留两周，如果形势需要，可能会延长一些。在那期间，我和其他成员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邀请深入日本战线的后方考察。 这主要是为评估日本人的作战能力，还可以确定共产党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情报。他们说他们拥有可以覆盖全中国的无线电通讯网，包括山东半岛和东北也可以覆盖到。我们的行程将近900英里，其间还和日军小股部队交火，中国共产党始终都在关注着我们的安全。他们似乎得到了农民的完全尊重和全面合作，我对此印象很深。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帮助农民自我保护免受日本人侵略的同时，还和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2%，如果他们的思想和意志都被掌握，就像我们所有访问过的地方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这些地方，农民们与我们分享食物，并做所有类似的事)，我们最好能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对华政策。

　　长远来看，我不相信国民政府的任何一支部队无论有无我们的帮助都能有实际作战能力。并不 是因为我喜欢共产党，其实我并不喜欢。在我到那儿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共产党人，但无论他们是什么，他们一定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我们应进一步加强我们与他们的关系，迄今这种关系进展得还不错，因为无论我们花多少钱来帮助蒋介石的政权，最终中国共产党都会取得全中国的。毛主席宣称应该在五年之内。也许会用10～25年，但他对能够统治全中国毫不怀疑。

　　当他结束了谈话，希契发现听众反应平平，这令他很吃惊。几天以后，他去询问白勒斯(Bal es)上校——海军情报局中国处处长，何时可以得到重返中国的命令。出乎意料的是，白勒斯说，“我们不知道还会不会让你返回中国”。后来，希契了解到个中原因。海军情报局对 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没有任何反应，同时他们还复制传阅了他写给杰瑞尔的报告。迈尔斯的人看了它，而且尽管这份文件属于机密文件，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它给了蒋介石的武官。希 契想，一定是这些国民党不愿让他这个写了这样报告的人回到重庆。

　　与此同时，海军情报局的一个小组，包括上校白勒斯，开始对考察中国感兴趣了。为了鉴别希契报告的准确性，确定毛泽东是否有诚意，他们开始策划瞒着迈尔斯把希契送回中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海军情报局驻重庆的人员需要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在联系之后，希契和一个海军陆战队小分队将乘一艘潜艇从山东半岛登陆。这一登陆地点应该在长江以北， 这儿注定是大批美国人登陆的合适地点。而且他们计算，如果希契可以做到在那儿登陆，那么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也可以做到。然后这些人可以进入无线电通讯网，可以再做其他的事；其他细节将会在以后计划。为完成这一策划做了大量工作，其中还包括希契领导的船员 ，以及到时要划小艇驶抵岸边，然后由共产党人接应。

　　希契不断催促白勒斯计划什么时候才实施。白勒斯总是回答：“噢，我也不知道，赫伯。” 直到有一天他说：“菲律宾处需要人手，你能到那儿吧？”希契不断收到从外交邮袋来的杰瑞尔的私人信件，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尽管他自己也很想回到中国，但希契在余下的战争期间始终都没有离开过海军情报局菲律宾处。他在那儿负责跟踪菲律宾的媒体是如何评论日本的，还有就是通过特工观察菲律宾的经济状况，并上呈周报。那个用潜艇把他送往山东半岛的计划再也没有执行。

　　如前所述，在史迪威被召回的前几个月，一些美国人还曾想过给可能包括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提供一个租界法案。战区司令的更换并没有改变这些人的看法，日本人对滇黔渝的威胁使得战区其他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阻止日本人方面非常得力。这种想法的例证就是，包瑞德和罗伯特·莫克莱尔少将以及魏德迈的参谋部在1944年11月28日之后制定的计划 。

　　当时还有另外三种主张。最早的也是最简单的设想是给中国共产党提供军火，但当魏德迈在 1944年11月27日把这种可能性向蒋委员长提议时，这位中国领导人立刻否决了它。接着就有传言说多诺万准备访问中国，因此莫克莱尔和魏德迈又开始策划更具广泛性的计划。这一计划将被呈 递给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主管，并且等着蒋介石的同意。在得到多诺万的支持方面似乎比较慎重，因为这些初步的计划之一涉及游击战争，这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和共产党的长项。

　　戴维·包瑞德建议使用第一个计划。在延安共产党可以组织起三个步兵团，这大概有5000人 。美国的军备可以武装这股力量。由一个美国军官配备十个联络员进行指挥。他们可以进入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也就是中国西南部或陕西省的潼关县地区，在这一地区，国民党对共产党设置了封锁。

　　1944年12月15日，莫克莱尔确定这一使命将被执行，在秉报赫尔利大使后，包瑞德飞往延安。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中校威利斯·G.伯德(Willis G.Bird)陪同他一起去。约翰·戴维斯也乘坐了同一架飞机。包瑞德(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认为，伯德去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磋商关于他们向美军提供合作和支持的性质和合作的范围问题，如果美军在当时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山东沿岸登陆的话。

　　包瑞德把赫尔利的信带给周恩来，对中国领导人在他短暂的访问延安过程中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这封信说，大使认同以毛泽东提出的五项条件和蒋介石提出的三项条件作为讨论的基础。赫尔利又说，他希望毛泽东不要把他答应的条件公之于世，因为毛泽东曾经威胁说，如果谈判破裂，他会把它公开，但如果这样做就无异于关闭了进一步谈判的大门。

　　在延安期间，伯德和包瑞德与毛泽东、周恩来及叶剑英进行了磋商。共产党领导问及一些关于期望他们做些什么的问题。包瑞德发现能够与美国军队合作的前景令他们很高兴，这给包瑞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能和美国合作则意味着他们对国民党的地位将得到大大的提高。

　　包瑞德于17日返回重庆，带回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回信。周恩来在信中重申了共产党不想拒绝谈判，尽管他们知道国民党并没有诚意。他们初步答应不公开五项条件，但如果有必要让民众了解真相的话，他们还是会这样做的，这样可能会迫使政府方面改变其立场。毛泽东还提醒赫尔利，几个月前他向罗斯福祝贺赢得大选时，罗斯福总统曾经表示他愿意与一切中国的抗日力量合作。

　　然后，莫克莱尔也准备了一份计划，详细说明了美国应当由四五千名受过良好训练的技师组成空降部队前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去摧毁、破坏日本的设备。魏德迈赞同这个计划，因此莫克莱尔把这个计划提交给了陈诚将军——国民政府负责作战的人。莫克莱尔说他不仅对自己 也对魏德迈将军说，作为“真正的军人”，美国有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与它的敌人战斗。在这番对话后，莫克莱尔让他的好朋友包瑞德与共产党对话。包瑞德说在德国战败后，一个在欧 洲服役的美国伞兵部队可能被派到中国来参加对日本岛的最后打击。包瑞德问共产党，他们是否可以在滩头阵地建立后为一个师提供不包括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火的给养，直到正规部 队的补给程序开始运作。

　　莫克莱尔让包瑞德转告共产党人，这些对话纯粹是探索性的，因为美国的这个师是否会在德国战败后派往中国还没有决定。包瑞德也必须让共产党方面了解在任何行动付诸实施之前，都得经过国民政府的同意。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相当于美国公然违背了外交礼节，相当于承认共产党为中国政府的合法代表。

　　包瑞德在1944年12月27日带着这个应当是莫克莱尔起草的应变合作计划进行了他的最后一次延安之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认为这次延安之行证明他胜任了这项艰难的使命。他又一次与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将军和叶剑英将军会谈，再次申明一切都没有确定。共产党似乎可以接受在他们统治的地区有大批美国军队的存在，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得像包瑞德估计的那么高兴。他们问如果美国部队到了，他们是否可以参与协商美国部队的具体军事行动 ，并且确认在美国正规军补给机构提供给养之前是不是要给美国提供补给。

　　包瑞德在12月29日返回了重庆，当晚参加了一个晚宴。赫尔利也出席了这个晚宴，但包瑞德并没有提及他最近的延安之行。几天后，包瑞德就前往昆明去接受在莫克莱尔将军领导之下 的新开辟的中国战区指挥部的参谋长职位。没过多久，他就得知在延安的国民党情报人员给 重庆方面汇报了他许诺给中国共产党提供美国空降师的事情。宋子文立刻要求赫尔利做出合 理解释。据包瑞德说，赫尔利告诉宋子文，他根本不知道这次延安之行，他严厉地批评了魏德迈，说他离开重庆，莫克莱尔才如此想当然地行事。当大使知道魏德迈正在密金纳(Myitk yina)参加一个会议，他总部的人员正按照他的部署计划绕过蒋委员长，并启用共产党的军 队时，他更是勃然大怒。

　　马歇尔一收到赫尔利的报告，就写信问魏德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马歇尔把信送到了昆明，因为魏德迈正在萨尔温前线，离任何一个可以安全通讯的地方都很远。为了收马歇尔的紧急质询，魏德迈只得飞了800英里到昆明，然后又飞回重庆去处理这件事。一到重庆，魏德迈立即和大使联系。他对赫尔利在把给总统的报告送出之前没有让他过目表示遗憾。魏德迈还明确提醒赫尔利，他绝不愿像他的前任那样卷入政治纠葛中。魏德迈记起了他对赫尔利的保证 ，如果有政治上的复杂因素意外出现了，一定要让赫尔利获得全面的信息。他现在注意到， 在赫尔利到中国的三个月里，他让战区指挥员跟踪他与共产党和蒋介石谈判的进展。他派遣美国军官作为使者去共产党在延安的总部。每一个被派去的人都有明确的任务，并且都知道 支持国民政府是魏德迈的政策。因此他们就不能与任何蒋委员长不承认或不同意的人谈判，或以任何方式支持其他中国人的活动。

　　魏德迈相信莫克莱尔和包瑞德也是遵从这一命令的，几项计划的确是在战区总部讨论过的。有一些计划也考虑过使用共产党的军队，但这也只能是在蒋委员长批准的情况下。因为莫克莱尔已经向魏德迈保证会遵从他的命令，魏德迈就对赫尔利的指责加以辩解。他承认，可能共产党知道了这些计划，但他认为不是他指挥的某位军官泄露了这些计划。事实上，魏德迈猜测宋子文或陈将军才可能是泄密的源头。

　　鉴于赫尔利并没有特别针对某个人，而且也缺乏事实根据，魏德迈建议马歇尔就不要因为这一事件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了。不过赫尔利的愤怒还是让包瑞德付上了一颗星的代价，他本来是想通过加入“迪克西使团”换取这颗星的。魏德迈也已经推荐提拔他了，但赫尔利迫使他收回成命。莫克莱尔倒不像包瑞德遭受那么大的打击，也许因为他已经有一颗星了，也许因 为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他揪住赫尔利的前衣襟，告诉了他自己是怎么想的。

　　马歇尔接受了魏德迈的建议，也没有因为莫克莱尔和包瑞德对共产党提出建议而进行官方调查。因为此事，魏德迈、包瑞德、莫克莱尔和赫尔利的关系已变得很紧张。在魏德迈家的一次鸡尾酒会上，赫尔利和莫克莱尔发生了口角，莫克莱尔愤怒得面色铁青，准备和赫尔利打一架。魏德迈赶紧劝解，因为他觉得强壮的莫克莱尔可能会把大使一拳打死。魏德迈终止了这个小插曲。他把莫克莱尔送到遥远的昆明。他还削弱了包瑞德的权力以减少他捣蛋的机会 。

　　这之后赫尔利好几天没有跟魏德迈说话。这种沉默尤其令人尴尬，因为自从一颗炸弹在赫尔利屋后爆炸，炸飞的大石块落入他家厨房，还砸死了一个人，赫尔利就住在魏德迈家。尽管后来大使与将军和好了，但这件事过后赫尔利搬到了为大使馆其他人准备的房子里，这些人为此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另找住处，这在战时的重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而魏德迈，也许考虑 到罗斯福会给赫尔利撑腰，就决定尽量避免和大使的进一步分歧，并且与他处好关系。

　　莫克莱尔为共产党提供给养和装备的计划败露，极大地影响了几个直接或间接参与者的职业生涯。这件事也改变了外交人员和参谋部一些人和赫尔利的关系。它也影响到“迪克西使团”，因为它的存在与是否要继续和扩大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合作理念直接相关。如果美国要继续莫克莱尔设想在中国北方开展的计划，“迪克西”的范围和职权都会相应地扩大。后来的情况是，派往“迪克西使团”的人数增多了，但它的职能并没有什么变化。